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命题，突显了权力运行的政治逻辑和人民主体地位的价值预设。从根本上讲，推进国家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依靠人民群众来推动中国现代国家的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由此，从党的群众路线这一视角来探讨国家治理问题就有了现实性和必要性。

群众理论的学术史考察

有关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中，社会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主体，而群众作为中国社会力量的根基，从根本上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从学术史考察，政治学意义上的群众理论源于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分支——群众心理学，群众现象是现代政治分析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现象，群众的心理和行为方式成为现代人政治心理和行为方式的突出特征。从柏克、托克维尔到勒庞、阿伦特、曼海姆等西方学者，对于以“多数人”为特征的群众概念进行了诸多分析，“多数人”也从“群氓”逐渐地与“人民”发生关联，并成为现代政治逻辑成长的重要基础。

从多数人到群众称谓的变化背后，实际上反映出政治逻辑的转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哲学观、历史观、政治社会制度设计等诸多方面对于群众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文中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列宁也说：“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

“群众”话语折射中国政治变迁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群众性政党。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大联合》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中劳动群众力量的伟大作用，发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实行“民众大联合”的号召。执政以后，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群众路线，为治国理政提供了充足的动力源泉。中国政治语境下的“群众”是与国家治理高度耦合的政治概念，是当下最具典型意义的政治文化符号之一。

依照时间顺序检索《人民日报》有关“群众”的报道文本，笔者发现，“群众”一词的特定所指和范围内涵呈现出历史阶段的特点：从强调作为力量的群众到突出作为权利主体的群众，从革命和政治的社会运动对象到社会发展的民生关怀和国家治理的主体。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群众路线的研究逐渐转向执政取向：有的将党的群众路线描述为一种“上下来去”的政策模式，从认识论和实践意义对群众路线影响政策制定进行论述;有的将群众路线诠释为一种逆向公众参与模式，强调决策者必须主动、持续地深入到群众中去。

正因为群众路线蕴含着丰富内涵，使得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既包括动员，又包括官僚化;既是集权的，又是分权的。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群众路线，成为国家治理有效性面临的一个重大而最基本的现实。

群众路线检验国家治理有效性

党的群众路线为党和国家政策的形成提供了总的规范和机制，成为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与制度构建的基本出发点。我国国家机构组织普遍实行的民主集中制，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确立起来的政治协商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运用，这一系列制度又反过来确保了群众路线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得到延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告别了全能主义政治时代，但群众路线作为根本政治路线的地位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仍是最宝贵的执政资源和治理手段。作为认识论的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作为政策前提的公共利益，作为道德规范的为人民服务，作为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治典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当代政治史来看，群众动员机制与官僚机制是考察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的一对基本参照范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探索与实践，都与如何处理把握这一对范畴存在关联。当前，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过程中，需要对国家治理中的公民身份和角色进行现代价值体系的塑造、现代制度体系的构建和现代治理结构的培育。这一发展，将为国家治理有效性提供更具指导性、实践性的检验标尺。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可以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环节得到体现;另一方面，人民群众能够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监督，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并积极主动地与人民群众进行协商和对话，使政府在执政理念上发生彻底的变化，从制度上保障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以最大程度地集中民智、凝聚民心、激发民力，实现国家治理与民心、民意、民情的联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协商民主视域下的地方政府质量研究”(15AZZ01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