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哲学研究从唯心、唯物对立的窠臼中走出来，在受到“以西释中”方式的影响之后，经过激烈的自我认同和合法性反思，逐步摆脱在观念、方法上对西方哲学的依赖，进而探索中国哲学学科主体性建构，一步步走向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哲学的最大特色就是，历代文人士大夫不断从古代圣贤的文字中寻找“微言大义”，并结合时代需要加以诠释，作为自身的受用以及治国理政的参考。一代接着一代，前朝的经验和教训成为当下的继承和殷鉴，至今依然不失其重要意义。由此，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哲学研究成果，无疑也是中国当代思想的精华之一。

从学界代际上说，大体可分为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及其《新编》，任继愈四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肖箑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冯达文、郭齐勇主编《新编中国哲学史》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哲学史研究成果；其后，在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等激励下，涌现出第二代学者群，代表作包括《朱熹哲学研究》《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道教史》等，内容上偏重于哲学的断代史、哲学家的思想理论以及哲学概念、范畴等研究。

进一步来看，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可分为四个时期。用12个字来概括主要学术特征就是，首个10年（1978年至1987年）的“返本开新”，第二个10年（1988年至1997年）的“以西释中”，第三个10年（1998年至2007年）的“反思彷徨”，第四个10年（2008年至2017年）的“面向未来”。

“返本开新”时期：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哲学大讨论的东风鼓荡之下，中国哲学逐步从泛政治化走向学术化，开始了解放思想、返本开新的工作。

这里的“返本”，是指回归中国哲学倡导生命本性、实现“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之说。这里，以重版的《中国哲学大纲》为代表。同时，沿着冯友兰等人的研究路线进一步开创“新生面”，尝试采用“宇宙论”“认识论”“范畴研究”“螺旋结构”等方法，但不足之处在于严谨性相对逊色。

“以西释中”时期：随着西方哲学、美学著作的不断译介引进，学界掀起了一股以西方哲学的框架和概念来解读中国哲学的热潮，以形上学、宇宙观、人生观、方法论的探讨为中心，重在分析中国哲学系统的内在演进逻辑与困境。

同时，开始注意西方学术分类法的运用，认识到思想史与哲学史、学术史的差异性。这一时期，还有一个现象是近代新儒家和当代新儒家著作大规模输入，催生了20世纪90年代“国学热”的兴起。

“彷徨反思”时期：这个10年，反思成为一个热点。

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随着国人对西方哲学的认识深化，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一类的研究范式显然与中国哲学强调整体性的内在思维相背离。在西方哲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中，中国哲学的定位焦虑以及如何走出“以西释中”模式引发思考。

“面向未来”时期：这既可以说是上一个10年“反思”的继续，又可以说是逐步走上学术多样化研究的阶段。

有学者提出“从经验维度建构中国哲学”的主张，认为人类的基本生活经验是经典哲学观念创造的资源。因此，从研究者自身经验出发，才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坦途。这个说法与传统哲学之要旨相契合，似乎是一条可行路径，关键是操作蓝图和流程不明；还有人呼吁走“以中评西”之路，主张如梁漱溟以中国哲学的直觉评西方的理智、熊十力以中国的修养评西方的知识那样，力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

这一时期，如何走出“以西释中”的困局成为学界共识与实践。以回归传统为特征的“国学热”与经典的现代诠释互为表里，研究更加精细、方法更为多元、研究成果涌现，并带有总结性和创新并存的特征。这是否是一条现代化转型、创新性发展的可行路径，还是需要重新出发，尚需进一步观察和思辨。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术界一直希望从本土的哲学需要出发，进行全方位的总结、概括与提升，逐步回归中国哲学本有的思维路径、理论架构、精神境界和价值情怀。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相当的时间、认真的付出与卓越的智慧。总的来看，未来中国哲学的建构，应该形成能与西方对话的理论体系和思考框架，又不至于失去本土化色彩。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本专栏由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办公室、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