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理论著述以非严整体系化的形式面世这一实情，使学界对其19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东西方社会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东西比较”）与政治经济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的理解产生了较大的争论和分歧。其实，这些分歧和争论的产生，是由于人们未能真切理解马克思关于自己的全部著述是一个“艺术的整体”的告诫所致。马克思的“东西比较”，实际上围绕“资本批判”这一核心主题并以“资本批判”为总体性视阈与方法论基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与拓展。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探索以“资本批判”为核心主题的“问题中心论”超越“地域中心论”，从而彻底与“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划清了界线。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全新历史哲学形态的“新”之所在。

马克思的理论著述是一个并非以严整体系化形式面世的“艺术的整体”。从表面看，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东西比较”尤其是对东方社会的考察，似乎是外在于其理论探索主题之外的一个“插曲”。但是，从其理论探索的深层逻辑看，“东西比较”的核心问题指向仍然是“资本批判”这一核心主题。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无论是政治经济批判，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建构，都必须以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正确理解即“资本批判”为前提，但是，由于资本天生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资本批判”又必须超越西欧资本主义的狭隘地域而延伸到整个世界。而这就要求同时对与资本殖民扩张发生关联的东方社会进行考察，以便揭示现代社会的特殊规律和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及趋势。因此，“东西比较”是推进“资本批判”的题中之意。简言之，“资本批判”构成“东西比较”的核心问题指向。

实际上，在资本开创并主导“世界历史”的时代，无论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还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只有将研究对象所涉及的时空范围与以资本为枢轴的“世界历史”的展开密切关联在一起，才有可能。也正因如此，马克思用以“资本批判”为核心主题的“问题中心论”超越了“地域中心论”的西方历史研究传统。

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的“资本批判”大多是通过“东西比较”来深入推进的，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揭示“资本的形成史”以及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的历史原因，阐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特殊性。马克思指出，“资本的现代史”之所以起源于西欧，就在于日耳曼公社所有制的特点及其解体形式最早提供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条件。通过比较西欧各国与新大陆及中国、印度的商人资本在历史上的发展状况，马克思发现，商业和商业资本是促进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它们在现代社会却变成了受产业资本支配的资本转化形式，一切在历史上先于产业资本的资本形式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都将变成产业资本自身的转化形式。

第二，阐明西欧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与东方社会变革的内在关联。在马克思看来，引发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原因很多，但是“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也与英国的暴力殖民扩张密切关联。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把“亚洲式专制”与“欧洲式专制”结合起来，使印度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资产阶级文明用伪善和野蛮打破了亚洲社会长期停滞的状态。“这种作用只是整个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产生的有机的结果。”也就是说，“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历史”发展趋势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使然。

第三，阐明东方社会革命的发展前景需要联系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状况来把握。西欧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总是竭力突破东方社会的直接抵抗和既有社会结构的制约。马克思指出，英国人在印度种植鸦片和用武力在中国推销鸦片，实际上是迫于东方国家抵制其“合法贸易”而进行的“非法贸易”。东方社会革命的前景受西方资本主义的牵制，东方社会革命的结果及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需要联系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状况来审视和把握。

马克思的“东西比较”作为推进“资本批判”的内在环节，是以“资本批判”为总体视阈与方法论基础的。因此，“东西比较”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阈与方法的深化。

首先，“资本批判”构成“东西比较”的总体视阈。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批判”的总体视阈中展开“东西比较”的合理性在于：一方面，自资本首次开创“世界历史”以来，各国的发展变化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处于资本的支配之中，只有将各国的交往状况及其矛盾置于“资本批判”的总体视阈中分析研究，才能准确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及趋势；另一方面，在“资本批判”的总体视阈中审视各国的变化，特别是东西方交往中的矛盾，既能达到对“现在”的正确理解，又能追溯“过去”的发展状况与展望“未来”的远景。

其次，“资本批判”构成“东西比较”的方法论基础。在马克思的理论探索中，“资本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建构是一个“艺术的整体”，而“东西比较”则是将二者融合成一个“艺术的整体”的中介。因为，“资本批判”既提供“东西比较”的历史认识论原则，又提供“东西比较”的基本方法，从而构成发掘和阐明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与道路的方法论基础，即以“资本批判”为枢轴的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两种基本方法的统一。

所谓横向比较，是指从共时性上对被资本殖民扩张纳入“世界历史”进程的西方各种资本主义具体形式与东方社会具体形式（即“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的比较；所谓纵向比较，就是从历时性上对资本主义形式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不发达社会形式，特别是东方社会形式的比较。

具体说来，马克思对以上两种基本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以对英国的典型分析为参照，揭示资本主义具体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第二，以现代工业文明为参照，揭示东方社会长期陷于停滞及其实现现代转型的原因与动力。这主要是通过比较东西方的社会结构、运行方式、开放程度、发展条件等来完成的。

在马克思看来，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东方国家普遍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主要原因在于二者社会结构的差别。封闭稳固的社会结构是导致东方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深层原因。社会结构的落后必然导致其运行方式的落后，而运行方式的落后，则又导致社会发展程度的低下。在东方国家，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人身依附关系，特别是臣民对国家的从属关系尤其突出，以致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整个社会运行方式属于超经济强制的、以权力为轴心的权力支配型。这也是导致东方社会缺乏变革的内在动力而只能缓慢前行的深层原因。东方社会对外开放的迟缓，也是使其长期陷于停滞的重要原因。此外，作为东方农业基础的“气候和土地条件”，一方面增加了东方国家与外界交往的困难，另一方面客观上要求其实行中央集权建设管理水利工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发展速度。亚洲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就与其交通状况长期未得到改善密切相关。

马克思以“资本批判”为核心问题指向的“东西比较”，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阈与方法的完善。因此，从马克思的著述作为一个“艺术的整体”角度看，“东西比较”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空间的拓展。具体地说，这种拓展主要体现为四个层次：

第一，借助“东西比较”，通过“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来揭示和概括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及趋势，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空间的建构奠立在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形态的历史性批判之上，这正是马克思对历史研究方法论的深刻变革。

第二，借助“东西比较”，以描述资本主导“世界历史”的逻辑运动为中介和依据，阐明现代社会运动的“两个必然”规律与人类历史发展的“两个决不会”规律的统一关系，进而实现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空间的深度开掘。

第三，借助“东西比较”，通过阐明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过程与不同国家参与“世界历史”具体方式的辩证关系，将历史唯物主义的适用范围从西欧扩展到包括东方社会在内的整个“世界历史”时空范围。

第四，借助“东西比较”，以“资本批判”为中介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批判内在地统一起来，摒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外观”，从而彻底与“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划清了界限。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题《论马克思东西方社会比较研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拓展——基于“资本批判”的原初语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颜兵/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