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其经济转向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通过这一转向，马克思不仅实现了对真正的实证科学的现实“描述”，而且实现了对资本与现代性历史秘密的重大“发现”。马克思哲学的经济转向，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批判的科学统一，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的时代精神，开辟了对现代性批判的新路径。

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就有“消灭哲学”的论述：在对德国实践政治派的批评中，马克思说：“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在对德国理论政治派的批评中，马克思又说：“该派的根本缺陷可以归结如下：它以为，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认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是：“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有一处说法：“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切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那么，这些从文本和思想史中发掘出来的“证据”，是否就说明马克思主张消灭哲学呢?

马克思的“哲学的丧失”、“哲学的消灭”、“哲学的取代”等用法，旨在表达对当时占据统治地位或处于思潮中心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对哲学的自我反思。马克思无论是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都没有对哲学本身的否定意思，反而表达了一种对哲学新的认识与要求。如果说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哲学的丧失”还是以黑格尔哲学范式对哲学进行重新认识与要求，那么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消灭哲学”则是直接针对黑格尔式哲学的。马克思指出：“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在马克思看来，要“向德国制度开火”，“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学说本质上是黑格尔思辨的法哲学的“表述”，仍是那种“置现实的人于不顾的关于现代国家的思想形象”的“抽象而不切实际的思维”，这一思维的抽象不仅不能实现将“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现代化水准，而且也不能“达到人的高度的革命”。正是从这一时代高度，马克思提出了“消灭哲学”，表达了对黑格尔式哲学的批判。

由此可见，作为马克思哲学观逻辑发展的一环，“消灭哲学”不是其哲学的“终结”，而是其哲学新的“开端”。马克思认为，哲学应把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只有实现问题的实践转向，将“真正的哲学”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哲学史的根本变革。所以，这一“真正的哲学”既不是思辨的“哲学”，也不是离开哲学的“经济”，更不是以知识为对象的“自然科学”，而是面向人的“历史科学”——“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毋庸置疑，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所表达的是哲学史上一种崭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马克思这一新的世界观、历史观的创立，无疑为马克思哲学所要实现的作为“真正的实证科学”的经济转向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基础。

作为“历史科学”必然结果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公开地表达了政治经济批判的路标：对作为历史基础的市民社会的描述，才是阐明全部意识的“科学的入口处”，而不是相反。不是回到生活世界做有限的经验描述和实证分析，而是从政治经济批判的维度展开对现实的再批判，这无疑是马克思哲学的经济转向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任务。

马克思哲学的经济转向的理论背景是黑格尔哲学不能正确解释现实。马克思曾经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马克思之所以感到困难，是“由于必须谈到黑格尔思想体系中所没有考虑过的物质利益问题”，从而也就无法对此做出哲学的分析与批判。在黑格尔那里，物质利益“是一种为思辨哲学所溶解、所羽化的东西”，作为世俗事物的现代性形象与“绝对理性”相分离与对立，所以黑格尔即使遇到马克思的“难事”，他解决问题的方式依然是其思辨哲学式的解释方式，即问题的抽象化、非现实化。对马克思来说，要彻底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就必须摆脱黑格尔哲学范式的束缚，重建对物质利益的解释方式，变革把握世界的世界观及其问题视阈的阐释路向。

如何转向或进入政治经济呢？与黑格尔相比，马克思的经济转向的科学性、先进性就体现出来了。为什么黑格尔就不能超越古典政治经济而实现哲学的自我革命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抓住现实的人的问题。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将哲学论域从人的自我意识转向人的生活，从而开辟了政治经济批判的新路径。《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哲学—经济双重批判的重要作品。在该著作中，马克思首次进入经济语境，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批判：马克思将《莱茵报》时期物质利益问题具体化为工人的利益问题，揭示了工人利益与资本家利益的对立及其根源；阐述了异化劳动的表现形式、根源和后果；还考察了私有制的形式与本质。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引下，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实现了其哲学的经济的真正转向。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以商品为逻辑起点，对以资本为核心范畴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制度和理论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辩证法和认识论高度统一起来，从而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最终达到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哲学双重批判的目的。马克思将辩证法充分用到经济研究中，从而为对资本主义批判性的“实证研究”开辟了一条政治经济批判道路，为马克思哲学的经济转向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为了找到问题的解决方式，马克思一方面展开了对黑格尔理性观的批判，揭示了黑格尔绝对理性思维范式的内在悖论；一方面转向经济，寻求经济的“实证”分析，完成对资本的现代性的现实批判，实现了对现代性本质的真正认识。

马克思对黑格尔抽象理性的现代性原则展开了深入批判：其一是对黑格尔“绝对理性”概念的批判。黑格尔的绝对理性实质上是用黑格尔哲学表达出来的神性，这无疑背离了启蒙所要建构的现代性。马克思以人民理性对抗绝对理性，从而将理性世俗化、现实化。其二是对黑格尔国家理性原则的批判。黑格尔将绝对理性现实化的结果就是国家理性成为现代性之源，支配着市民社会。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现实基础，是现代性建构的历史根基。其三是对黑格尔理性的思维方式的批判。马克思认为，由于黑格尔理性概念的自身矛盾，理性在自身中把自己和自身区分开来，所以理性最终成为“无人身的理性”。显然，“无人身的理性”并不是启蒙运动所要建构的现代性。

马克思不仅批判了黑格尔的绝对科学和绝对方法，而且也批判了黑格尔的绝对对象及其历史根基。这一批判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开端，而不是终点。“马克思认为造成社会危机的根源是现代资本，正是资本使人成为一种失去生存意义的工具性存在。在现代性问题上，离开了对资本的批判，不仅是肤浅的，而且带有虚伪性的本质。”作为马克思哲学的经济转向的根本标志，政治经济批判的核心和实质就是对作为现代社会根本原则的资本的批判。“《资本论》从根本上讲，就是一部现代性批判理论。”资本是理性之后现代性的又一重要支柱，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是现代性批判的最终完成。

“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马克思认为，在所有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中，资本是财富的现代社会存在方式，是占据支配一切生产过程和其他经济领域的经济权力和决定性因素。离开对资本的批判，我们不仅不能把握现代生产方式的存在方式，而且也不能认识到由这种生产方式而引起的拜物教现象，更不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资本的批判不仅是对理性批判的前提，而且也是整个现代性批判的核心要义。

不难发现，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批判双重路径的现实结合而实现的：作为从物质实践出发“完整地描述事物”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政治经济批判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作为研究现代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充分证明和运用。马克思哲学的经济转向，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的视界融合和理论重构。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 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颜兵/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