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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若干基本设计及其深远意义
2019-03-08 来源： 党的文献 作者： 杨胜群 孔昕
习近平2014年8月20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历史地位有一个全面的、高度概括的评价，即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这三个定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每个定位都有其独特含义。“总设计师”的定位，凸显的是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伟大事业所作的“基本思路”设计的历史贡献。
长期以来，人们对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贡献研究、阐释得比较多，而对他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的历史地位及历史贡献，从宏观上研究、阐释相对较少。
邓小平在开创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坚持从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和实际出发，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人民群众新的实践经验，不仅系统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创立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而且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一系列基本设计。
其中，最重要的有党和国家基本政治路线设计，现代化发展战略设计，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重点设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设计，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设计，对外开放目标、途径及步骤设计，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目标、途径设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设计，军队现代化建设设计，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设计，实行祖国和平统一的方式设计，党的建设的目标和要求设计，等等。
历史实践表明，这些基本设计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回顾、梳理邓小平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作的基本设计，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总结4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成果，更好地学习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战略部署，是非常有益的。
本文拟从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设计中列举几项，并作一些分析。
党和国家基本政治路线设计，即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设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是继续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还是走全盘西化的邪路，亦或是开辟另外一条新路？
邓小平领导党和人民选择了开辟新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其实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整体设计，也就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体设计。其他设计，都是这一整体设计的展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已明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
但是，他感到，要把这些思想原则确立为党的基本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还要找到立论的实际依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领导进行党的指导思想及各方面的拨乱反正，认识到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之所以犯“左”的错误，主要是因为脱离了实际，脱离了中国的基本国情。
1979年3月，他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80%的人口是农民等实际情况，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
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正式提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1987年8月，十三大即将召开前，邓小平明确要求十三大报告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根据，提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举措。
他说：“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这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正式作出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正式概括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此后，邓小平强调指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
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之所以说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是因为它是党和国家工作的基本遵循，是党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是党领导人民同心同德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今天，我们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仍然要坚定不移地坚持这条基本路线。
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设计，即小康社会目标设计和“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及步骤设计
小康社会目标，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基本设计的神来之笔。这一设计契合我国传统社会理想，突出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点目标，极富人民性，因而能极大地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改革开放40年，可以说是党领导人民从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40年。
实现国家现代化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最大的愿望，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没有人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出过全面清晰的战略目标和步骤。真正提出中国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和步骤并开启中国现代化实际进程的是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等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四个现代化建设和到 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失误和挫折，使这一目标的实施并不顺利。
邓小平是四个现代化建设决策的参与者、实施者，他清醒地意识到在20世纪末中国要实现国际标准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因而在1979年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标准，这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后修改为800美元）的小康目标。
在提出小康目标后，1983年邓小平在对江苏等发展较快的地区调研后，又提出一个新的发展目标——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目标与小康目标是不同的）。
在20世纪末，我国如期基本上实现小康目标，实现了中国标准的现代化阶段性目标，开始进入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
在酝酿、设计小康目标和小康社会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及步骤。
这就是：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第三步，到 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及步骤设计，是一个体现中华民族追赶先进国家雄心壮志的设计，又是一个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设计。
它的提出，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一次有了一个清晰、切实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进入 21世纪后，党领导人民继续推进小康社会建设。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九大历届党代会的政治报告，“小康社会建设”一直是主题词，“奔小康”成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邓小平设计的小康社会目标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战略目标。党领导人民在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积累了新经验，形成了新认识，对小康社会建设这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进一步又作了分阶段实施的具体设计。
2002年党的十六大宣布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又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和要求。
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提出从现在起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并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达到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最终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国100周年的奋斗目标实际上是邓小平设计的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
对于怎样分步骤实现这一目标，邓小平来不及作更具体的设计。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分两个阶段安排，也就是新“两步走”。
第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步，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十九大的部署把邓小平设计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提前了15年，这是对邓小平“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设计的丰富和发展，也体现了党和人民的雄心壮志。
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重点设计，即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到科教兴国战略的设计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一个由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目标，要求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这就需要寻找突破口，确定战略重点。
邓小平把科学技术设计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突破口和战略重点，既是基于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实际需要，更是基于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基本国情。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世界发生第三次科技革命，并带来一场新的产业革命，科技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到70年代末，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科技水平不仅总体上至少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 20年，而且还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
中国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5%左右，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70%。
1978年 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到 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进一步抓住产业革命机会，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引发世界范围内的高科技竞争。
邓小平感到，仅仅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已经远远不够了。
1988年9月，他在同来访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的谈话中，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大论断。
一个多月后，他又在一次视察谈话中指出，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确立了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重点地位，形成了他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设计。
按照这一设计，党中央把加速科技进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提了出来。
1989年11月，党中央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
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2006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在强调要坚定不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同时，提出要把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推动科学技术跨越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创新，加快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思想和要求。
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核心引领作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实践证明，邓小平把科学技术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重点的设计是具有深远战略眼光的。
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是以科技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作为强有力支撑的。
当前，国家间综合实力的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竞争特别是高科技竞争。我们只有坚持这一战略重点设计，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和进步，才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设计，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设计
我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经济领域的所有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邓小平领导设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也是邓小平为我国经济领域的所有制改革作出的基本设计。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领域最重要的改革，一是改革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改革原有的“清一色”的公有制形式。
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还未触及所有制领域。到20世纪 80年代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出现后，所有制的改革才成为经济领域改革的重点。
党的十二大后，邓小平一方面支持和主张对所有制结构进行调整改革，积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强调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初步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思想。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个体经济和外资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
这个决定被邓小平誉为是“一个政治经济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指出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要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正式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可以看到，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经济领域的改革稳步推进，之所以没有出现大的反复，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所有制调整和改革方面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逐步形成和完善，坚持这样一个制度设计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经验和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
习近平多次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并明确指出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也是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目标的需要。
邓小平在倡导设计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时，始终将它与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联系在一起。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全面推开后，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在他看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
他一方面强调公有制经济要始终占主体地位以为实现社会共同富裕提供重要保障；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利用外资、发展其他所有制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发展其他所有制经济，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为了最终达到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
这样，他不仅设计了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而且设计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
改革开放 40年来，我们党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也始终坚持社会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努力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设计，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设计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邓小平对我国经济领域改革最重要的基本设计之一。
40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可以说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
这一设计，不只对经济领域的改革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改革开放全局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了当代中国的基本历史条件之一，各个方面的改革都是在这一基本历史条件下进行的。
这一设计是邓小平对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大突破。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将被取消。
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列宁曾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只能是等价交换的商品关系，但没有在理论上明确回答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
后来斯大林虽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但他将商品生产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并且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生产。
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在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时提出，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服务，但他也没有从社会主义经济的整体属性上来认识这个问题。
所以，长期以来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而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如果对这个传统观念没有大的突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乃至于其他方面的改革都很难迈开脚步。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向，关系到整个经济领域改革的成败，还关系到全社会的经济秩序。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设计，是非常谨慎、循序渐进的。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1979年11月，他就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设想，但并没有急于确定下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全党逐步摆脱传统观念，形成新的认识。
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
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经过1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得出结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几个月后，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下来。
这一目标的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为我国经济发展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提供了前提条件。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开放的一项长期的任务。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对加快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任务作了明确阐述。
对外开放设计，即对外开放的基本目标、途径及步骤的设计
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主要特征之一。40年来，中国的发展是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没有日益扩大的对外开放，中国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邓小平不仅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而且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目标、途径及步骤作出了基本设计。
邓小平设计的对外开放是长期持久的。早在1984年10月他就明确提出：“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
他阐述“不会变”的原因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需要50到70年；而50到70年后，中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更加相互依存，更不可分，开放政策更不可能改变了。
邓小平设计的对外开放目标是全面、全方位的开放。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开始，经过10多年的探索、实践，到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形成了对对外开放基本目标的设计。
这就是“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所讲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世界各国”既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包括后发的新兴国家及广大发展中国家。
邓小平设计的对外开放包括引进来、走出去多种途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工业、科技整体落后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对外开放首先是大量引进，包括技术、设备、资金、智力等引进。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经济要“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能够打进国际市场”。这样，才有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形成，才有大量的“中国制造”和一批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局面的形成。
邓小平设计的对外开放是由点到面逐步扩大循序渐进的。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是一步步打开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倡导建立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实行某些特殊政策，成为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
在经济特区取得成功经验后，1984年邓小平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
到1988年，他形成了由沿海带动内地的对外开放设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按照这一设想，天津、上海、大连、烟台等14个沿海城市实行对外开放。
与此同时，他还提出“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
按照这一设想，20世纪90年代初，长江沿岸10个主要中心城市全部对外开放。
此后，其他17个内陆省会城市以及一些内陆边境城市也相继对外开放。
这样，形成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的对外开放大格局。
进入 21世纪后，国际国内局势发生新的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深度融合，中国只有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才能继续推进国家繁荣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在国内创建自由贸易区，在国际上倡导“一带一路”合作，开创了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回顾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及他关于对外开放的基本目标、途径及步骤设计，对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