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纪律建设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要求和根本属性，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马克思最早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建设作出科学论述，初步确立起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组织原则和纪律规范。纵观中国共产党近100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党的纪律建设的不断完善确保了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成为百年奋斗历程的显著特点和最大优势。新时代创新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现实路径要坚持把政治纪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认真学习和严格遵守党章，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大力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充分发挥巡视监督在从严治党中的利剑作用。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百年经验；创新路径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20）01-0094-08

［作者简介］尤国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习近平指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①党的十九大报告把纪律建设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并列纳入党的建设中，凸显了纪律建设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成立近100年来，通过不断推进纪律建设，既发扬民主又强调集中团结统一，既纪律严明又赢得广泛民心，保证党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的领导核心。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的显著特点和最大优势，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综观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多从基础理论或历史发展视角研究纪律建设，较少立足于两者之上探寻新时代中国纪律建设的现实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将自身历史使命具体化，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探寻纪律建设的创新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纪律建设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要求和根本属性

马克思最早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建设作出科学论述，初步确立起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组织原则和纪律规范，这也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武器和实践指南。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无论是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理论总结还是苏联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实践，都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建设对服务大多数群众的重要性。

（一）马克思最早对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作出科学阐释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深入探寻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理论家，更是亲身投入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革命家。在他们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的众多精辟论述中，富含科学性、规律性的阐释已成为各国共产党进行纪律建设的行动指南和努力方向。

马克思首先指出科学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的根本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诞生的标志，同时还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而发布的。他们指出：共产党人“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②。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旗帜鲜明地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从而在洞悉历史规律的前提下，实现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进而达到全人类的解放。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的根本理论基础，同时也是一条基本的党内纪律。无产阶级政党自觉地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也是一条关乎政党基本性质的纪律准则，必须一以贯之地实行。

马克思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捍卫在党的纲领基础上的团结。任何一个政党都有一定的政治纲领，集中阐述自己的政治目标和根本目的，这也是政党性质的根本体现，无产阶级政党同样如此。1847年，马克思在帮助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要求确定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重新规定了严格的入盟的条件，强调“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③。马克思恩格斯以实际行动捍卫党在纲领基础上的团结，主要体现在两人反对宗派的斗争。在马克思、恩格斯受邀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正义者同盟”时，他们同魏特林及其追随者围绕共产主义理论的原则问题进行了斗争，最终彻底扫除了旧思想的残余，彻底改组了同盟。马克思逝世后，晚年的恩格斯继续对社会主义政党给予帮助和指导，并批判了存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之中的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倾向，捍卫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党的纲领基础上的团结。

马克思在革命活动中还初步确立起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组织原则和纪律规范。在从事革命活动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人，确定了诸多被实践证明有效的组织纪律规范，为此后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熟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党需要有一个权威的中央机构，同时要实行彻底的民主制。一方面，他们要求突出并维护中央机构的权威，反对松散的组织架构。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立即取消权威、取消强制的无政府主张，而是从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角度科学地说明了当前存在着一种打破孤立、走向联合的客观趋势，而要展现出联合活动的力量，必须要有权威。另一方面，他们强调党要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反对采取密谋和宗派活动。在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第一国际期间，他们揭露了巴枯宁背着中央委员会所进行的秘密宗派活动，并成功将这些宗派分子清除出组织。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确立了其他的纪律规范。例如，提出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规定“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④。中央和地方组织需要建立定期联络和通报制度，使整个党组织及时了解发展的情况，从而制定正确的决策，等等。

（二）苏俄时期对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的初步实践与曲折探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俄国在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在同沙皇专制和国内外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胜利，将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对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进行了初步实践。

列宁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推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提升了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的理论化、系统化水平。列宁主张建立一个在中央集中领导下实行严密组织、严明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早在1897年底，列宁在一份传单中就已提出，“不加强和发展革命的纪律、组织和秘密活动，就不可能同政府进行斗争”⑤。1899年8月，列宁在《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一文中又一次讲道：“俄国以前一切革命运动的传统，要求社会民主党现在集中全力来组织党，加强党内纪律并发展秘密活动的技术。”⑥ 可见，列宁早期已经意识到，俄国的国情不允许无产阶级政党采取像西欧主要国家那样公开的组织形式，而必须实行集中领导和秘密斗争，铁的组织纪律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保障。

列宁主张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坚决反对官僚主义。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执掌政权并管理国家对于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甚至所有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列宁将狂妄自大、文盲和贪污受贿列为共产党员面前的三大敌人，呼吁全党要揭露并直面这些祸害，同它们进行斗争。无产阶级政党既要通过政治教育工作切实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也要通过整党运动“把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清除出党；还要通过加强党中央权威和党内监督，设置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以保证党内纪律得到遵守，党的决议得到落实。⑦列宁多次强调党的先进性，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⑧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系统总结了列宁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理论，进一步论述了“铁的纪律”的地位与作用，维护并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在《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一文中，斯大林回顾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经济派等形形色色政治势力的斗争，指出进攻和揭露党在组织上的松弛现象“是党的生死存亡问题”，列宁的全部目的在于要把各地坚定的党的干部组织成为“正规部队”，“把他们团结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界限、明确纲领、坚定策略和统一意志的全俄的战斗的党”⑨，而党的纪律建设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力手段和必然要求。他在1924年和1926年发表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建设进行了大量论述，提出了党的6个基本特点：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党是意志的统一，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⑩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对于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的划分，每一类纪律都是对党的阶级性、先进性、纯洁性的保证，又为这些基本性质所决定。

斯大林之后，苏联政权曲折发展直至解体的教训深刻印证了从严治党的重要意义。苏联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领导人早期锐意进取，注重加强党自身建设，尤其是纪律建设，使得苏联逐渐发展成为和美国相抗衡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几十年后，苏联共产党由于执政党自身肌体的腐败，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凭借自身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通过垄断政治经济等权利谋取私利，最终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苏联解体的惨痛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保持党的先进性、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尤其是党的纪律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是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二、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显著特点和最大优势

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的显著特点和最大优势，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中国共产党关于纪律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贯穿于近100年发展的全过程。从历时性角度审视，不难发现，纪律建设始终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肩负民族和国家使命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纪律建设理论为指导，制定与完善了一系列党的纪律建设规章制度，加强对监督资源和力量的整合，构建起党内监督、党外监督与群众监督的多元监督体系，确保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一）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的初步探索

加强党的建设是创新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键内容。其中，加强纪律建设在推进和完善党的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局面，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都离不开党的纪律建设的保障。

政党的党章作为党内总章程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也是推进党内纪律建设的总规矩。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制定完善过程可以看出党的纪律建设的初步探索过程。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其中第四章共9条内容详细规定了纪律建设内容，具体规定了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明确列出6种开除违纪党员的情况{11}，初步确立了少数服从绝对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党员服从党的组织的原则。1927年党的五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面对大革命即将失败的客观形势，明确了党员和党组织的具体违纪处分办法。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通过的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更加明确强调了“严格的遵守党纪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12}，突显了党纪的极端重要性和革命时期加强党纪建设的紧迫性、重要性。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适应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新形势，特别强调民主集中制在组织纪律中的突出作用，要求党员与工人、农民、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党员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章中关于党纪相关规定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党章的发展完善，不断根据革命进程和党的建设的需要对党的纪律建设内容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发展。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纪律建设的曲折实践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见证了党的纪律建设的有效性，在“进京赶考”的征程中，纪律建设仍然是党取得好成绩的重要法宝。新中国成立后，党从局部执政转向全国执政，执政环境的切换给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由此，党的纪律建设在新的环境下也被提上重要位置。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的纪律建设的理论、制度和做法等，为以后恢复党的建设、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中心任务的转移对党的建设提出新要求。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在没有任何全国执政经验的基础上，如何建设新中国、如何通过加强纪律建设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都要求党作出及时、科学、准确的回答。一是通过开展整风整党运动，提高党员遵守党纪的自觉性。1950年，中共中央先后下发了《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等党内教育文件，规定每个党员的学习以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党性教育为主要内容，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强化每一个党员对党员标准的理论认知，全面增进党员对理想信念的认知、认同与转化。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全体党员的党性修养显著提高，纪律意识明显增强，为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好了充足准备。二是通过建立健全制度规范，增强纪律建设的刚性约束。1949年11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中央纪委成立，其主要任务是检查审理党内违纪行为。其后，地方各级党委和人民解放军中团以上各级党委纷纷建立纪委。1952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纪律检查工作的指示》和1954年《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相继出台，制定了一系列推进纪律建设的具体制度，形成了严密而周全的纪律检查体制。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监察委员会，主要任务是“经常检查和处理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13}。三是通过严肃处理违纪行为，净化党内政治氛围。中共中央颁布出台了一系列加强纪律建设的制度规范，建立起严格违纪处分办法，尤其是对高级领导干部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1951年底，中共中央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三反”运动严厉惩处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新中国成立初期还结合“三反”运动进行了反腐败斗争，查处了刘青山、张子善等典型贪污案件，在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都有重要历史意义，为以后党内的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历史遵循。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的完善发展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纪律建设也步入了新轨道。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从此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崭新时期。在这个时期，党的建设也逐渐步入正轨。纵览这一时期历次党代会、党章以及颁布出台的诸多党内法律法规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把加强纪律建设同保证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党的纪律建设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完善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和团结统一，推动了党的建设进入新阶段。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在拨乱反正中恢复优良传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完善和发展党的纪律建设，保障了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良好大局。一是大力完善党章和党内法规，作为加强纪律建设的基本依据。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党章进行了具体补充。《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深刻反思了近60年党的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强调新时期严肃整顿党风、增强党员党性、规范政党建设的重要性。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彻底清除了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思想，再次强调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以后党章的发展完善提供了蓝本。二是恢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加强纪律建设的组织保证。为了恢复和发展党内民主、人民民主的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作为党内监督的重要机关，纪委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14}。随后，全国各省、市、县级纪律检查机关也逐步恢复和重新建立起来，这就使得从中央到地方党的执纪机构体系更加健全。三是优化党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作为加强纪律建设的主体担当。为适应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现实需要，党中央着力打造一支政治觉悟高、理论水平强、工作作风扎实的纪检干部队伍。1981年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明确要求中央和各级做纪检工作的同志带头遵纪守法、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实行三中全会和准则精神，鼓励纪检干部要迎着困难，认真履行党内监督职责。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多次要求纪检监察队伍加强自身思想作风建设，切实发挥职能作用，为有效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四）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开创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改革进入到深水区和攻坚期，党执政所面临的危险和挑战呈现出新的特征和形态。党中央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开展党的自我革命，勇于刀刃向内，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赢得了国内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可，也赢得世界人民的关注和赞赏。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深入探索管党治党的新手段新方法新举措，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治理腐败问题，再次表明了党的行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彰显了党的人民性特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将历史使命具体化，并从顶层设计的高度进行了相应的制度安排。为完成这一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具体擘画了加强和完善党的建设一系列战略举措，其中纪律建设为核心内容之一。一是完善党的纪律建设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把纪律建设摆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突出位置。2013年召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15}，这就把提高治党能力与深化改革、推进治理结合起来。2014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把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强调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三者统一起来有助于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16}同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17}，把党的纪律同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联系起来。二是把完善党的纪律建设的实践举措进一步细化，形成党员遵守党纪国法的政治自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纪律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从党内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入手，大力提升纪律建设的效能。为此，这一时期先后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意见》等文件明确指出党的纪律与国家法律之间的职责范围和界线分工，初步建构起党的纪律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协调机制，共同作用于全面从严管党治党的实践。三是以严格的监督执纪作保障，让纪律成为真正“带电的高压线”。一方面，中央把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立党之纲，严查“七个有之”，使得一批违反政治纪律的“大老虎”受到严惩，绷紧了各级领导干部政治纪律这根弦；另一方面，把党的纪律作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和党内监督的重要内容，以“六项纪律”为标杆自己对照，形成发现问题、改正错误的有效机制，真正唤醒党员干部的党规党纪意识，实现由惩治少数人向管住大多数人的转变。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创新路径

新时代强化党的自身治理首先要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唯此才能不断增强党的领导能力，进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坚持党的领导就要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党的团结统一靠什么来保证？要靠共同的理想信念，靠严密的组织体系，靠全党同志的高度自觉，还要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18}。党的纪律和规矩就是党内的法规，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只有实现好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将党内法规转化为全体党员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为自觉，才能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现实力量。

（一）坚持把政治纪律放在纪律建设最根本最重要的位置

政治纪律在整个纪律建设体系中居于根本地位，决定或影响着其他方面纪律执行的方向和成效。习近平指出：“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19}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抓手，是塑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手段，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政治纪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究其本质是因为“现代政党都是有政治纪律要求的，没有政治上的规矩不能成其为政党”{20}。

进入新时代，要善于将党的自身建设效能转化为长期执政的能力和水平。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驱动力，要善于从全局性和长时段视角审视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性。一是加强党内法规建设，提升治理能力。加强党内法规建设要在正确处理党规与国法关系基础上不断增强党内法规建设的系统性，发挥其特殊性，增强其实效性。要从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和机制衔接中不断提升党内法规建设在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二是增强党规党纪意识，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纪律的生命力同样在于执行。新时代，要将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一种认知自觉和行为自觉，形成一种慎独、慎微的纪律意识。要形成纪律文化，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培养全体党员的纪律意识。要推进党内制度建设，与纪律建设形成合力。要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制度建设，要求广大党员树立党章党纪意识，将党章党纪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三是完善党内教育体系，形成长期稳定制度。要及时将党内法规建设、党的政治建设等方面的成果转化为党内教育的内容，实现教育内容输入和教育内容创造的相辅相成。要继续完善集中性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的党内教育体系，并逐步提升制度化水平，紧密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制度，全面推进党内教育在纪律建设方面的长期化、制度化、稳定化。

（二）严明党的纪律首先要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

党章是一个政党的根本性质、主要原则、基本特征、核心主张的直接展现，是其他一切党内法规的根本依据和源头，是党的根本大法。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既是在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武器正确指导下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近100年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吸收其中正反两方面经验而不断发展的产物。新时代的全面从严治党，首先必须尊崇、遵守、遵循党章，从而严明党的纪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实现党的自我革命。

学习党章，基础在学，关键在做。2017年初，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要求各级党委“要对照党章和党纪党规，对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来发现自身的不足和短板，并进行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分析，做到知耻而后勇、知止而后定”{21}。一是要学懂弄通做实，提高理论素养。党章规定：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法律和业务知识，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是共产党人的力量来源之一，而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则来自于它的科学性与真理性、人民性与实践性、开放性与时代性。二是理直气壮讲政治，做到“两个维护”。理直气壮讲政治是新时代党章的时代要求。党章总纲指出：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保证党的决定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当前遵守党章的根本要求就在于能否做到“两个维护”，即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三是切实贯彻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切实贯彻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严格遵守党章的最基本要求。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共产党员必须牢记自己始终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也只有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中，才能使自己得到根本提升。

（三）严明党的纪律要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新时代，以严明的纪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和一贯方针。充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要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让党员干部习惯在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下工作生活。党的十九大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对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作了专条规定，并作为一个单独条文写入党章，可见其地位之特别、作用之重要。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是我党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篇章，2017年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其中特别规定了各级纪委的主要工作任务为监督、执纪、问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在实际工作中具体落实和强化监督执纪问责，要坚持思想重视和行动一致的统一。一是深化权力必须接受监督的理念，树立党内监督的责任意识。各级党员干部都必须树立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好的党员干部不但是培养选拔出来的，更是严格管理监督出来的。二是将日常监督和长期监督相结合，发挥巡视监督的“利剑”作用。要及时发现问题，将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扼杀在摇篮里，要在预防性工作上积极作为，综合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日常工作中，要将抓早抓小的日常监督坚持下去，实现日常监督与长期监督的创新结合，进而实现“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监督效果。另外，要充分利用巡视这把反腐“利剑”，将巡视发现问题、形成震慑的作用发挥出来，使其成为我们党提升执政能力的重要手段。三是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将“关键少数”作为党内监督重点对象是十八大以来党内监督的突出特征和实践理路。一把手违法乱纪最易产生连锁反应，甚至造成区域性、系统性、塌方性腐败。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则可以起到示范作用，上行下效发挥“关键少数”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头雁效应”。基层党组织在党员的日常监督与管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要弘扬“支部建在连上”光荣传统，使广大基层党组织更好地担负起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和监督党员的职责。

（四）大力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腐败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和破坏力，是当今各国政府都在着力解决的世界性难题之一。习近平指出：“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的账！”{22}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反腐败斗争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据统计，仅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的5年间，经党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其中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3人，中央纪委委员9人。{23}

铁腕反腐、制度防腐和思想拒腐是反腐倡廉建设系统工程之中的三个基本方面。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既要注重清除各个领域、不同程度的贪污腐败毒瘤，又要重点研究反腐倡廉体制机制顶层设计，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坚持多管齐下，标本兼治。一是继续保持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要向全党进一步明确党将长期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以及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腐败和其他考验与风险密切相关，已不能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策略，而要注重顶层设计，树立全局观念，进行综合治理。二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以高度的战略眼光，建立法律规章，完善监督体系，狠抓贯彻落实，努力实现“制度防腐”。建立的制度能否发挥功用，关键在于狠抓落实。要坚持标本兼治，不断夯实治本基础的同时，敢于对贪污腐败和其他种种违纪违法行为“亮剑”，运用治标的利器为规章制度的“高压线”“充电”，协同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建设。三是要彻底清除贪污腐败的思想根源。腐败问题追根溯源就在于干部的思想“防线”被攻破，丧失了党性甚至基本的道德“阵地”。从不敢腐，到不能腐，再到不想腐，既是一个有机统一的协调整体，又是一个思想意识的递进过程。惩治腐败，必须通过建章立制，化解领导干部被“围猎”的处境，从根本上改善政治生态，更要为干部补钙壮骨，打造强大的心理阵地，挖掉思想深处的贪腐根源。

（五）充分发挥巡视监督在从严治党中的“利剑”作用

重视对手中所掌握的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是我们党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征。从我们党的本质属性来看，之所以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根本上是为了保证权力的正当行使，是为人民谋幸福。同时也必须看到，权力本身具有腐蚀性，一旦放松对它的制约和监督，其蕴含的腐蚀性就会显现出来。因此，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的重要保障。

深化政治巡视、强化政治监督是新时代加强纪律建设的重要保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政治巡视，坚持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不动摇，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24}。要推动巡视巡察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就要把政治巡视、政治监督作为巡视巡察工作的重中之重，把“两个维护”作为巡视巡察工作的“纲”和“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一是要深化政治巡视，强化政治监督。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巡视的定位愈发明确清晰了，政治“显微镜”和政治“探路灯”的效果愈发显现。在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实践和新要求，我们必须从多个维度和视角深化对纪检监察机关政治监督的内涵及其要求的认识，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认真地履行政治监督职责，切实加强党内纪律建设的政治性。二是要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新的时代起点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不可避免地会触及更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必须统筹安排、精准施策，通过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深入研究和精准解决，逐步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实现执纪执法贯通、有效衔接司法，推动监察监督的法治化、规范化。三是要构建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党的十九大将“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明确为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任务之一，明确提出“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的战略安排，这就要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

“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25}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再次重申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对“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的极端重要性。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斗争，面临着“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需要标本兼治、打好管党治党的组合拳，需要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以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执政能力与创新发展能力。对一个拥有9000多万党员、在一个14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而言，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可见，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既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近100年来历史宝贵经验的汲取，也是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和践行根本宗旨的治本之策。

注释：

①{18}{20}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9，6，16.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4.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13.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7.

⑤⑥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8，271.

⑦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62.

⑧列宁专题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2.

⑨⑩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31，261-272..

{1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67.

{1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80.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24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45.

{1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4.

{1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7.

{1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4.

{17}{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2，155.

{2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592.

{2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239.

{23}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67.

{2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7.

{25}习近平.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