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日本新安保法的实施,日本对外作战的动向凸显中日之间从对抗演变为战争的可能性难以排除。如果说过去中国是日本的潜在对手,如今中国业已成为日本备战的主要目标。日本内外环境的种种变化表明,合作与对抗并存,对抗大于合作将成为未来中日关系的“新常态”。

1.安倍精心备战

2012 年“岛争”之后，中日双边关系进入僵局和对抗阶段。目前看，这一态势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安倍致力于修宪和解禁集体自卫权，简单说就是“放手打仗”

而最新的《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直指自卫队文官职权高于武官的现状，目标则是“方便打仗”。日本在强调地区安全的同时，正在为海外作战做种种准备。

（一）法律准备

2015 年9 月30 日，日本政府正式通过的新安保法，包括1 个新立法和10 个修正法，该法将在2016 年3 月底前实施。新安保法不仅包括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还包括《国际和平支援法》，根据这一法律，日本可随时根据需要向海外派兵并向其他国家军队提供支援。随着安保法案正式通过，自卫队今后的扩张将由幕后走向前台，海外活动范围随之扩大。目前为止，从日本军方和日本政府披露的信息来看，安保法通过以后，自卫队承担的任务主要会朝着两个方向扩展。一个是协同美军在东亚地区，包括在全球各地的作战行动，这是借船出海非常明显的方式。另一个就是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跟以前不同的是日本将会有自主的决策行动，他要把作战部队派到世界各个敏感地区，特别是跟日本利益相关的地区。日本共同社根据安倍政府关于安保法案的答辩内容，迅速设想了三种日本参战的情形，其中除潜艇出现在日本海的某国和朝鲜外，还明确指向在南海填海造岛的中国。未来日本卷入他国战争的风险也随之增大。有分析认为，安保法案通过后，距离实现其彻底篡改和平宪法、重走军国主义之路，剩下的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二）军力准备

日本扩军备战体现最明显的是，2016 年度的日本防卫预算为5.0541 万亿日元（约为3000 亿人民币），与2015 年度相比，增幅为1.49%。日本国防费首次突破5 万亿日元（约合2690 亿元人民币）创下新高，连续4 年呈增加趋势。

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称，随着日本军费不断增长，日本的军事采购清单不断充实，既包括F-35 隐形战机、无人侦察机、驱逐舰，AAV7 两栖突击车，以及潜艇研发和制造。据美国国务院2015 年12 月31 日公开的《2015 世界军费支出、武器转移》报告显示，在2002~2012 年这10 年间，日本武器进口额为1661 亿美元，年均进口额为150亿美元，在全世界170 个调查对象国中排名第一。

这个数字接近排名第二的英国与排名第三的韩国的总额，使日本成功跻身军事强国之列。2012 年之后，日本更加强化了军购与武器的自主生产和研发新武器装备。近年来，日军装备也不断趋于高科技化，已经由过去的主战武器，向现在的更为先进的预警机、空中加油机、运输机、防空导弹等装备过渡，可谓全面发展的立体装备。日本为了颠覆战后秩序和争当全球军事大国，正在冥思苦想暗暗大力备战，重点提升自卫队的预警侦察监视能力、空中作战能力、水面作战能力、水下作战能力和两栖登陆作战能力，并且把中国当作最大、最主要的威胁与敌人。

美国明知日本不断在亚太地区挑起事端，但仍向日本出售F-35“闪电Ⅱ”战斗机、“爱国者”PAC-3 导弹、“标准-3”防空导弹、“全球鹰”无人机等先进武器。日本放弃了坚持近50 年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开始向澳大利亚出口潜艇技术、与英国研发战机导弹、向印度出口水陆两栖飞机、向东盟国家提供海上巡逻舰艇。至此，日本的武器出口清单迅速拉长。

（三）外交准备

日本首相安倍在其全力推行的地球仪外交中，几乎所到之处，无不强调“中国威胁”。尤其是在2015 年在德国举行的G7 首脑峰会开幕式及系列会谈中都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强力拉拢美国继续深化美日同盟以对抗中国，并企图拉拢与会各国采取统一行动，在军事与经济两方面联合牵制中国。致使峰会通过的首脑宣言明确将矛头对准中国，称将集中各国力量牵制中国海军在东海及南海海域的活动，“坚决反对一切试图改变南海现状的单方行动”。据悉，安倍为利用本次峰会拉拢欧洲各国，在峰会开幕前，还与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进行了单独会谈，并在会谈中宣称中国填海造陆对双方来说是共同的威胁。日本之所以对南海问题发难，是因为担心中国持续的海洋活动可能波及钓鱼岛海域，因此安倍政权企图在强化美日同盟的同时加深与澳大利亚、印度、东盟等在海洋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安倍在此次峰会上如此直言不讳地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纯粹系蓄意为之，欲借此峰会之机拉拢美国继续与中国对抗，同时谋求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及欧洲各国的理解，为中国制造舆论压力。

（四）舆论准备

近年来，日本各界在舆论上热炒和蓄意扩大“中国威胁”，为其改变防卫政策制造口实和舆论。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政府最新批准的2015 年版《防卫白皮书》，其中有两点令人担忧。一是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妄称中国在东海、南海活动日趋活跃可能导致“不可预测的危险事态”。二是首次单独设置“海洋问题动向”章节，将海洋问题升级为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等同等重要的课题。尤其是白皮书中的涉华部分不但内容多于以往，且攻击中国的力度加大。例如，在盘点世界主要国家军事动向时，对中国的着墨最多、篇幅最大。在第一部分的概要部分，有关中国的内容是朝鲜和美国的两倍；而在正文部分，涉及中国的篇幅也大大超过其他国家。与往年不同，今年白皮书将中国的“威胁”摆在突出位置。去年的白皮书称“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国力增强给地区带来各种变化”，而在今年的白皮书中，仅保留中国部分。再有，今年日本白皮书首次单独设置“海洋问题动向”章节，在海洋安全问题上大做文章，指责“中国的单边行动正在损害航行自由等原则”。白皮书还首次炒作南海岛礁问题，并刊登一组反映中国在岛礁填海的高清图片，为日本插手南海问题埋下伏笔。显然，白皮书加码炒作“中国威胁论”，制造紧张气氛的目的是为强化安保政策、发展防卫体制并密切日美军事同盟寻找借口。

2.“假想敌”变“真目标”

冷战结束以后，中国仍然是某些西方大国的“假想敌”，近年的最大变化是日本已经把中国这个“假想敌”转化为真目标。

（一）防卫政策历史性突破，剑指中国

2015 年9 月19 日，日本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凭借其在国会中的议席优势，罔顾民众以及在野党汹涌的抗议声浪，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强行表决通过了系列安保法案。这就意味着日本将彻底抛弃“专守防卫”的一贯国策，是日本战后防卫政策出现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日本防务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背景之一就是“中国威胁”不断扩大。近年来，日本总是无端指责中国军力“不透明” 妄称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不存在主权争议，用“强力”、“严峻”等陈词滥调恶意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字里行间充斥着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警惕”。2015 年以来，日本夸大“中国威胁”的论调更甚一步，多次指责中国意欲“强行改变现状”，主张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从俯瞰地球仪的视点开展战略性外交”。不但如此，安倍政府还蓄意捏造事实，两次炒作中国海军军舰“火控雷达瞄准”事件，无端指责中国海军护卫舰“可能”在东海动用了射击用火控雷达，瞄准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和巡逻机。在南海问题上，扬言欲跟随美国要进入中国岛礁的12 海里领海之内进行巡逻。

（二）加强西南防务主要针对中国

近年来，日本在大力发展军备的同时，重点加强了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首先是在宫古岛完成导弹部署。宫古岛侧畔的宫古海峡，是位于琉球群岛的冲绳岛及宫古岛之间的一条连接中国近海和西太平洋的重要海上航道。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也在该海域附近。中日钓鱼岛问题升温以来，宫古岛成为日本进行军事部署的重点。2014 年6 月6 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将最新一批列装的88 式陆基反舰导弹（SSM-1）运抵宫古岛市平良港，完成了陆基反舰导弹的强化性部署。

88 式陆基反舰导弹是研发的车载机动型陆基反舰导弹，也称岸防导弹。该导弹采用车载方式，机动性能强，对舰艇的破坏性较大。日本在宫古岛上部署该导弹，可以封锁一大半的宫古海峡，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这意味着一旦钓鱼岛周围出现状况，部署在宫古岛上的陆基反舰导弹便可发挥作用。在宫古岛部署导弹还可威慑通过宫古海峡或与那国水道的中国舰艇。可见日本在宫古岛部署88 式陆基反舰导弹不外乎两个目的：一是将导弹射程覆盖钓鱼岛周边海域，防止中国强取钓鱼岛；二是遏制穿越宫古海峡的中国舰艇。因为宫古海峡是中国海军舰队进出西太平洋的关键水道，中国海军赴西太平洋或到南海进行远洋训练，都要经过宫古海峡。其次是在九州西南端部署最先进导弹。据日本2014 年6 月15 日《产经新闻》报道称，为防范中国对西南诸岛发动进攻，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2016 年至2017 年间，将最新研发的耗资309 亿日元的12 式陆基反舰导弹（12SSM）集中配备在九州一线，16 套车载陆基反舰导弹全部配备给驻扎在西南端的九州熊本县的陆上自卫队健军基地第五陆基反舰导弹团。12 式陆基反舰导弹属于超低空飞行导弹，不太容易被雷达发现，而且命中率极高。日本自卫队将其部署到熊本县，而熊本县位于九州岛的西南角，在这里部署射程200 公里以上的陆基反舰导弹，一可控制对马海峡，二可增援宫古岛军力。对马海峡是扼守日本海的咽喉之地。控制了对马海峡就等于控制了中国舰队从黄海、东海进出日本海的要道以及中国海军与俄罗斯的交往。日本在这里部署陆基反舰导弹，目的正是扼守本土西南角，控制黄海、东海和对马海峡。再次是在西南地区增加兵力。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国境最西端的与那国岛成立了规模为100 人的“沿岸监视分队”，部署了移动式警戒雷达。据全球安全网2015 年5 月6日报道，日本媒体报道显示，日本防卫省正在计划将陆上自卫队部分力量部署于冲绳西南部的宫古岛和石垣岛。该力量由约600 名自卫队员组成，并装备了反舰导弹。日本还计划于2018 年在长岛县佐世保市部署一支水陆机动团。在鹿儿岛县奄美大岛部署一支550 人左右的警备部队。另据英国《卫报》报道，日本方面将在未来5 年内将这些岛屿上的驻军人数增加1/5，达到近1 万人。

（三）力推日美澳印安保合作围堵中国

2015 年12 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接连与印度和澳大利亚两国首脑举行会谈，欲加大力度推动日美澳印4 国之间的安全保障合作。2012 年12 月底安倍曾在一份英文论文中提出“安全保障钻石构想”，即通过以上4 国合作来保护日澳印与美国夏威夷连接形成的菱形区域。这一剑指中国的海洋活动，说明中日两国的角逐将加剧。据透露，安倍在12 月12 日的日印首脑会谈中，提到日美印的英文首字母组合，称将“推动JAI 的合作”。安倍发言中意识到“JAI”在印度语中意为“胜利”。具体来讲，日方将通过让海上自卫队定期参加美印两国海军的“马拉巴尔”联合演习，使得三国防务交流得以强化。对于日方定位为“准同盟国”的澳大利亚，则将为顺利实施联合训练加快新协定谈判，带动日美澳合作向前迈进。日本《每日新闻》12 月19 日报道称，安倍晋三首相18 日与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尽早达成包括自卫队与澳军联合训练等在内的新协定。

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就南海问题呼吁“停止大规模的填海造岛活动”，尽管没直接提及中国但其指向昭然若揭。此外还写明将推进包括美国或印度在内的三方合作。总之，从日本配合美国抵制“亚投行”，到趁缅北战事拉拢缅甸，到加强日本与印度、澳大利亚的关系。再到日本力挺菲越在南海捣乱等等做法看，日本安保政策上“历史性”突破切实给地区安全带来了不确定性，也为中日两国的海上安全带来隐患。此外，2015 年12 月17 日，日本还与印度尼西亚在东京举行首次外交与防务部长级（2+2）磋商。日方希望在南海问题上，借此东南亚地区大国的印尼的力量，制衡中国。此前日本仅与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五国举行过“2+2”磋商，与东盟成员国举行该磋商尚属首次。日方的短期目标是把中国的主要注意力转向南海，有利于减轻中国在钓鱼岛对日施加的压力。长期目标是构筑亚洲版北约（日美，日澳，日印，日澳印，日美澳，日—越南菲律宾东盟）达到遏制中国崛起的主要目的。

3.合作加对抗将成为常态

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演变和发展，中日两国面临的内外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中日两国加强合作的一面不会消失，但对抗的势头也难以改变，合作与对抗同步发展将是未来中日关系的“基本面”或“新常态”。

（一）首脑会晤、务实交流和民间往来仍在发展

中日两国经过建交之后数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相互依赖较深的国家。尽管近年日本对华投资有所下降。双边贸易也呈下降态势，但互为重要经贸伙伴的基本现实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尤其是“四项共识”以来，两国之间的良性互动有所增加，这一动向在刚刚过去的2015 年有明显的表现。首先，高层对话继续。2015 年4 月24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万隆会议60 周年首脑峰会期间，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晤，这是2014 年11 月中日两国首脑北京会晤之后的第二次首脑会晤。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处理中日关系的大原则，就是要严格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确保两国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安倍表示十分希望改善日中关系，并表示日方愿意落实双方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积极推进两国各领域的交往与对话，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韩媒评价称此次会晤标志着中日关系已从“无对话时代”开始进入“对话时代”。同年11 月，在韩国参加中日韩领导人第六次会议的中国总理李克强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会谈。

李克强说，中日双方要牢牢把握两国关系的大方向，妥善处理和管控敏感问题，培育相互信任，深化务实交流合作。安倍表示，日中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两国加强经济关系十分重要。日方愿进一步加强两国金融、节能环保等领域合作。日方也愿同中方就早日达成全面高水平的日中韩自贸协定开展积极谈判。其次，务实交流增加。2015 年7 月16 日，杨洁篪国务委员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在北京共同主持首次中日高级别政治对话。双方同意，中日关系关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开启高级别政治对话是两国加强高层战略沟通的重大举措，有助于积累共识，管控分歧，形成中日关系稳定向好的势头。10 月14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官邸与来日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举行会谈。双方也达成共识，力争早日启用旨在避免日中偶发性冲突的防卫部门间“海上联络机制”。此外，中日举行第四轮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也于12 月7 日在中国厦门举行。双方举行了磋商机制全体会议和机制下设的政治和法律、海上防务、海上执法与安全以及海洋经济四个工作组会议，就东海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探讨了开展海上合作的具体方式。

再次，民间往来恢复。2015 年5 月22 日，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率领约3000 人“日中观光文化交流团”访华。代表团规模之大和人数之多实属罕见。5 月23 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方举行的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讲话。这次中日友好交流大会是近年来中日两国民间交往的一次盛事，中方表达了希望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美好愿望，日方对此也做出积极回应。

大会上，中日各界人士共同发表了呼吁两国加强民间交流合作、为中日世代友好携手努力的《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倡议书》。另外，2015 年到日本观光的中国游客又创新高。据有关方面统计，1~10 月，中国大陆赴日游客已超428.4 万人，较2014 年同期增长112.9%，预计全年将突破500 万人大关，居世界各国之首。

另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游客在日平均消费金额为28.1 万日元（约合1.46 万元人民币）。如此粗略计算，2015 年1~10 月，中国游客在日消费总数已超过600 亿人民币。中国游客赴日观光，不仅成为拉动日本经济的重要外力，也为进一步了解日本社会，增加两国民众之间的理解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日本国家战略走向和中日实力对比的根本变化也决定了对抗将成为未来两国关系的新常态

首先，“普通国家”的战略目标要求其摆脱历史包袱。20 世纪80 年代末期，日本经济发展到顶峰，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最大的对外投资大国、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经济大国的发展目标实现之后，以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追求“普通国家”的目标成为日本社会上下的共同追求。所谓“普通国家”就是对内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在日本国民中摆脱日本仅仅是经济大国的形象，对外成为“国际国家”。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成为能够“发声”的日本，能够发挥大国作用的日本。在推进“普通国家化”战略过程中，对长期受“战败国”帽子压抑的日本最重要的就是要甩掉在二战期间作为加害与人的侵略者的包袱。为此对历史认识问题始终遮遮掩掩、羞羞答答，拿不出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满意的认识和交代，由此引发的舆论战难以避免。即便是作为战后70 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日本政府挖空心思推出的“安倍谈话”仍然不能让国际社会看到安倍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超越”和“进步”。中国作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害最深的国家之一，广大民众对日本在战争中的罪行恨之入骨。因此，每每日本方面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表现出美化战争言行之际，很容易引发中国民众、政府方面的强烈反应和“口水战”。另外安倍政府为通道“安保法案”通过，以此对“普通国家”地位予以法律上的确认，为最终实现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的重要目标，大肆强调“中国威胁”甚至呼吁亚太地区国家共同防范中国给地区安全带来的不安。显然日本故意抹黑中国的做法不仅不符合中国“亲、诚、惠、荣”的外交理念，更不符合中国周边外交的实际。总之，安倍政府为国家战略的推进，完全不惜牺牲来之不易的中日关系，不仅把中国当“牌”打，更不在意在双边、多边等多领域与中国抗衡。

其次，中日实力对比变化造成日本心态失衡。中国在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步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1978~2011 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9%以上（按2000 年可比价格计算）。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后GDP 总量也是连创新高，并于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而日本则退居世界第三。此后两年来，中日经济规模差距进一步加大。2014 年中国GDP 达到10.380 万亿美元，全球第二，日本4.416 万亿美元，全球第三。中国GDP超过日本两倍。对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日本失落及不服气。在对华经济合作方面，一方面认为中国崛起已是大势所趋，无法阻挡。日本作为出口主导型国家，外部市场固然重要，所以就是安倍本人也不否认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经济增长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心理上的严重失衡，尤其是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凸显的一些问题也感到不服气甚至增强了“优越感”，导致看中国什么都不顺眼。事实上，迄今为止，日本人的中国观也经历了一些变化：隋唐时期，日本曾仰视中国，多次派遣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学习。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中国败于日本而蔑视中国。二战之后，日本曾视中国为亚洲的强国，但到20 世纪60 年代以后，日本经济获得高速增长，中国却经历了“文革”，日本的中国观再次回到甲午战争之后的原点。可见实力对比的变化，是导致日本的观念变化的核心因素。面对崛起中的中国，日本的中国观正经历历史性的变化。在尚未找到准确定位的前提下，日本对华政策表现出的两面性是显而易见的。

再次，东亚主导地位弱化导致其处处打压中国。战后，日本受益于美国在东亚主导建立的安全体系，并以其经济实力为基础建立了日本主导的雁行经济秩序，从而基本确立了日本在东亚的优势地位。然而，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崛起和中日双方实力对比的变化，使得东亚地区的传统格局出现“中升日降”的趋势性转变。随着日本经贸主导能力的急剧下降和在东亚地区战略调控能力下降，日本则千方百计夸大“中国威胁”及其未来走势的不确定性，甚至强调给地区形势带来的不安。因此，日本在对外政策方面更多的是从负面角度关注南海问题，关注中国军事实力增强和军队动向。在东亚乃至全球范围内“拉帮结派”，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尤其是与中国有摩擦的周边国家一道制约中国，构筑围堵中国包围圈，妨碍中国的顺利崛起和不断上升的国际影响力。

最后，美国“重返”战略为日本强军提供机遇。美国高调宣称要“重返亚洲”的重要目的是借助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活力，防范中国等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导致美国霸权地位的削弱。在亚太地区，日本是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棋子”，美国的大体做法是一方面对日本逐渐抛开历史禁锢的动向“睁只眼闭只眼”顺日本自然变化。另一方面则与日本拉近距离、甚至为日本走向“正常”国家提供助力。历届美国政府对日本“国家正常化”战略大都采取有限纵容姿态。中日出现钓鱼岛争端之后，美国不断表示钓鱼岛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的防御范围之类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可以认为，尽管美国并不愿让盟国日本与其一道“重返亚洲”，但在中国日趋崛起，美国无法全天候应对亚太的背景下，需要借助日本的力量。美国对日本的政策选择客观上为日本实现本国国家战略带来机遇，日本可通过在安全、经济与美国的全面捆绑，取得既能制约中国又能实现本国国家战略目标的“一石两鸟”效果。由于美国的支持和撑腰，日本在地区层面的表现更加嚣张和肆无忌惮。在南海问题上，日本支持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议的亚洲小国菲律宾、越南向中国叫板；高调要加入TPP，提出所谓“太平洋宪章”构想等，均反映出日本故意利用“美国因素”增强其在亚洲安全领域的影响力。

（三）中国的政策选择在中日关系发生严重“变形”，日本“新安保法”正式实施的背景下，作为日本战略对手的中国需要思考自己的应对之策。

首先，求和平但也要备战。中国历来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和平共处，近年来坚定奉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政策，求诚恳相待，求共同繁荣，求相互包容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和新追求，中国主张任何国际争端均通过对话而不是通过武力予以解决。中日对抗也不例外，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领土争端和各种分歧。但在领土及领海划界等主权问题上，日本政府顽固执行知错不改，明知故意的错误立场，使中日关系坠入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不仅如此，安倍政府还强行通过了“新安保法”，使得日本战后一贯遵守“专守防卫”政策发生了质变，并在钓鱼岛附近岛礁调兵遣将，增加军备，大有与中国诉诸武力的动向。对此中国须继续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领海完整，在坚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前提下，在思想和军事上做好必要的准备，防止日本在军事上制造事端，使中国措手不及，陷入被动。

其次，要合作但也要原则。伴随全球化的进展，中国的发展战略将是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中国在实现工业化道路上，需要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经济体的合作，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速发展中国现代化建设步伐。日本经济在经历了20世纪80 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之后，始终未能摆脱以通货紧缩为特征的低迷状态。如何在中国市场上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对日本的未来发展也至关重要，因此中日合作互为需求、互为有利。中日两国建成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战略互惠关系应该是各方的明智选择。中国希望续走中日两国合作共赢之路，但中国也需要坚持全方位开放的原则，在继续加强中日两国经贸合作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扩大与中国周边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加强与亚太地区以外的欧洲、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确保本国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

再次，要“友好”但也不能“一头热”。中国复交以来，中国始终强调中国两国世代“友好”的口号，即便是在两国关系陷入“冰点”的背景下，中国仍然坚持强调中日之间的友好与合作面。这是近年来两国政府外交政策上的最大区别。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安倍政府的“强军路线”和日本社会思潮的变化不是短期调整而是长期行为。在中国综合实力对日本没有绝对优势之前，日本对华的各种挑衅行为不会终止。未来一个时期，中日关系不太可能回归正常的双边关系，竞争和对抗将成未来中日关系的主调。因此，中国应调整简单的“友好”思维，要做好与日本长期较量的种种准备。最后，要看日本但也要看美国。日本是美国在亚太的重要盟国，中日关系走向一个重要外部因素就是将受到美日同盟关系的制约。在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国际环境中，美日均有抑制中国上升步伐的共同需求，但从中美日三角关系看，美国既有利用日本牵制中国的一面，也有避免日本作用过大的一面。中国不能期待把与日本具有同盟关系的美国拉到自己的一边，但也不要认为美日之间亲密无间、坚不可摧。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加强与美国沟通立场、协调政策，发展新型中美关系不仅有利于中国对日政策的“弹性”，也有利于中国外交全局的全面“走活”。

(来源：《东北亚论坛》,2016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