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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互通与构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9-03-01     来源: 《理论月刊》     作者: 杨章文

“文化互通”所具有的独特价值,是近年来诸多学科将其作为研究热点的重要原因。“互通”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途径,尤其在新时代背景下,加强世界各国间的文化互通,并以此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必将成为新的理论课题。
一、“文化互通”及其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联
文化互通对于构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理应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和探讨。
(一)“文化互通”的理论内涵
文化互通,是指不同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和彼此沟通。其内在根据在于人们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照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与行为规范。文化互通对文化群体中的价值选择起决定作用。
(二)“文化互通”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关系
一方面,文化互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现实路径,有助于促进世界各国内部的“重叠共识”向全球范围延伸,有利于保障全球政治稳定和世界正义。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增强文化互通开辟了新道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下,世界历史的真正普及正伴随着多元文化互动、交融、交锋而变为现实。
二、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国际传播的文化困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须臾离不开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与团结协作。
(一)天然的文化差异:异质文化催生“敏感性”与“拒斥性”之惑
在相对固定的文化中,每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民都有自身惯常的思维模式、熟谙的文化形态、固结的文化模式,使得这一文化对异质文化十分“敏感”,导致双方在直接沟通和交往中催生出彼此拒斥、互不适应的问题,从而产生对抗和冲突。其主要表现为难以认知、认可及接受对方的核心价值观而引发出文化焦虑、文化抵制及文化冲突等。
(二)“他者”的文化隐喻:西方社会歪曲中国价值理念之扰
西方文化有意或无意地曲解中国价值理念,归根结底,是为了确保自身永远处于世界舞台中央,而使中国在西方世界观念秩序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以及在西方人自我认识过程中,明显辨识中国形象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对立,引导西方人情绪化解读中国社会。
(三)外显的文化霸权:西方话语削弱中国话语权之忧
在学术话语权方面,因现代科学技术率先被西方社会所掌握,并长期占据着世界舞台中央,借此持续挤压中国学术话语权的生存空间。在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影响之下,加之国内一些异见人士的言论甚嚣尘上,更加滋长了西方人俯瞰中国的优越感。相形于毫不掩饰地意识形态偏见,这种话语渗透和偏见更具学术色彩、影响更为深刻。
三、文化互通: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九大之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了新时代国际政治关系的一个崭新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
(一)坚持差异共生,促进文化有效沟通
首先,排除心理定势,以宽容态度对待文化差异。以文化互通构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需要站在他国的立场来思考问题,切不可一意孤行,毫不顾忌他国意愿和感受,否则必将带来消极的、不可逆的后果。
其次,理性看待文化差异,增强彼此间文化交流。当前国际交流需将差异共生、共建共享作为起点与归宿,始终以理性客观的态度,悉心聆听政治及文化共同体的心声,加强与各个领域中周边国家层次、非国家层次的文化互动与融合。
再次,坚持求同存异,谋求不同文化实体间的文化互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需要正视全世界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利益上的共同性,力求找寻和扩展与其他文化的共同价值观,从而在人类共同性问题上达成文化互通;另一方面,还要尊重其他民族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多样性。
(二)解蔽主观“他者”,推动“文化-文明”平等对话
面对西方国家对中国价值理念的曲解和误读,必须寻求新的解决办法以应对潜藏于“他者”背后的文化困顿。一方面,随着中国力量日益强大,新的世界现实——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解蔽主观意识上的“他者”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面对不可逆的全球化进程,应当立足全新的视角——“文化-文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明晰人类历史以及文化与文明的发展脉络。
(三)倡导开放包容,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首先,构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于牢固把握文化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在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视域下,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同化的问题日渐突出,这要求我们必须增强文化自觉和自主意识,扩大文化互通范围,加强文化领导权建设,构建彰显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的话语体系。
其次,在立足本国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实现文化创新发展。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更是文化自身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其一,在中华文化中变革创新的精神从未“空场”。其二,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创新发展关于中国社会革命、改革和建设的话语权和话语体系。
再次,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话语竞争,破除西方话语霸权垄断。从根本上说,增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动权,不仅要向“马克思主义”寻求答案,还应进行更具深度、广度的对话,从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不同视角寻找出路。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主动权,切不可消极被动甚至回避与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话语的论战,而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话语的对话、讨论、竞争之中。
四、余论:从文明冲突到文化互通
在世界一体化语境中,要使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利益诉求得以满足和实现,就必须让其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意义。社会主义中国要以现实为基准,关心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关注人类社会共同利益问题,这不仅是塑造中国公平正义国际形象的客观要求,更是构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题《文化互通: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逻辑》,《理论月刊》2018年第1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阮益嫘/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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