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农村政策动员，是指党在广大农村为了推动“三农”政策的执行和落实，运用多样化的宣传方式和传播渠道，对政策对象进行思想观念和心理意识的引导和动员，以此影响和改变其态度、价值观和期望，促使其自觉、自愿地遵循党的相关政策的制度性安排，并积极参与政策活动而最终实现政策目标的行为和过程。党的农村政策动员的价值在于通过政策的鼓励引导，更大程度上满足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努力形成党和农民的共同体关系，进而一致集体行动推进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在改革初期，中国共产党适时倡导以物质激励为主的农村政策动员形式，恰恰契合了处在贫困交集中的广大农民的迫切需要。在中国农村的改革初期，党积极推进物质激励性政策动员，从“包产到户”试验到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与广大农民的生存需求达成了高度契合，也使得党与农民在改革开放初始阶段就处于利益取向一致的共同体之中。

（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党倡导物质激励而进行政策动员的产物，其持续释放出动员的经济绩效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最初农民的“包产到户”试验，到党的政策酝酿，再到逐步推行，这样一种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指导实践的发展轨迹，从改革初期的几个中央“1号文件”就已经清晰地得以彰显，其对于“包产到户”的提法，从最开始的“不许”“不要”变为有条件“允许”，再变为“完全放开”，给予高度评价，力度逐渐加大，且总的动员精神不断向前发展。

（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动员还更深层次地解放了广大农民的思想

在改革初期，党积极倡导物质激励，进一步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农村政策动员还被更多人看作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解禁动员，即过去人民公社的体制对农民的“控制”程度空前绝后，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从更深层次上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欲望，动员他们无须顾虑去追求富裕生活，释放了其能动性和创造性，并在实践中逐渐体现出这一农村政策动员的重大正绩效。

1985年起，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践不断“发酵”，特别是这一党的农村政策动员以积极推动广大农民致富为主导，逐步释放了其想要成为市场投资主体进而致富的强烈欲望。同时，随着动员过程的进一步展开，党的农村基层政权对广大农民的“调控力”逐渐减弱，尽管取消了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和国家可通过调整宏观的经济参数来影响农民的经济行为，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影响广大农民的市场行为，特别是随着土地等生产资料和农民自身劳动力安排逐一放开，农民的自主性无限放大，使得上述党的农村政策动员逐渐偏离了改革初期所预想的运行轨迹。

（一）农民市场主体性的膨胀和党对农民市场引导的政策动员趋缓，使其在奔小康的市场竞争中陷入窘境

在“大浪淘沙”的竞争环境中，特别是随着城市改革逐步深入，广大农民才发觉展现在其面前的市场环境并没有预想的精彩和诱惑，在这样一个党的农村政策动员力度趋于放缓、制度供给相对滞后的现实面前，农民的市场参与手段显得极为有限。

（二）市场化的进一步冲击，致使农民市场自主性逐渐迷失并滋生重重矛盾

90年代中国农村奔小康的发展步伐相对放缓，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停滞，这期间的一些矛盾问题也不断出现。特别是当时过高估计了农民的生活富裕程度，各种出现的向农民集资、摊派、罚款等现象层出不穷。甚至还有不少地方由于不断加重农民的负担而引发干群之间的一些矛盾冲突，这严重影响到了党与农民之间原有的共同体关系。

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跨世纪发展的目标和方针，特别是总结了农村改革20年来的基本经验，如必须承认并充分保障农民的自主权，把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首要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群众推进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从全局出发，高度重视农业，使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相互配合、协调发展等。这一重要决定，使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农村改革的“阵痛”之后，开始重新审视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认知到在市场竞争面前，若减缓农村政策动员的力度，显然会使农村改革陷入窘境。

（一）党大力动员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政策全面启动

2000年我国实施农村税费改革，逐步废止农业税，转而实行向农民补贴的新政策。对此，党中央主要通过两个阶段改革农村税费制度。一是“减轻、规范、稳定”的正税清费阶段。二是逐步取消农业税阶段。在规范农村税费制度的基础上，取消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建立农民增收减负的长效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005年，降低农业税税率的步伐进一步加快，鼓励有条件的省区市自主进行免征农业税试点，全面取消牧业税，并于年底通过了关于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这一党的农村政策动员的实施，不仅宣告了延续千年的“皇粮国税”制度被彻底终结，也宣告了实施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政策的全面启动。

（二）党对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政策动员，使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取得实质突破

2006年，中央“1号文件”全面和具体地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行部署，积极动员各

种力量协力推进。其中，党和国家是动员和投入的主体。在新农村建设的长期过程中，固然需要动员农民、企业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和投入，但资金的主要来源还是要依靠国家财政政策的调整和投入，同时，对于建设的目标要求，也需要党和国家进行广泛的动员和宣传。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视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坚决强调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党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动员，深刻彰显共享发展新理念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施政理念，此后，不断阐述和丰富其中的内涵，特别明确地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贫”，表明了农村贫困人口能否如期脱贫成为最终评判我国是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

（二）党进一步发出乡村振兴的政策动员令，努力谱写新时代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幸福篇章

2017年党的十九大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明了“产业融合、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这是对新时代“三农”工作进行的全新部署。

党的农村政策动员从改革初期“包产到户求温饱”直至新时代“乡村振兴谋幸福”，其始终围绕着改革进程中广大农民的诸多利益问题而展开，并以满足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为动员的价值遵循，从而尽可能通过这样的农村政策动员，努力使党与农民处于利益取向一致的共同体之中。

（作者单位：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原题《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政策动员的价值趋向——从“温饱”到“幸福”的演进逻辑》，《理论月刊》2019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阮益嫘/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