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传播,并最终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不是偶然的,而是沿着历史观进路、心理进路、地域进路以及文化进路等多个路径向前自然延伸的必然结果。从历史观进路看,经历了“不变史观”“变异史观”“进化史观”到“唯物史观”的渐次演变;从心理进路看,经历了由对资本主义的认同转向“认异”,再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过程;从地域进路看,马克思主义主要通过日本、欧洲、苏俄、美国等地域路径传播到中国;从文化进路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传播、选择、融合与创新的进路。由于历史观的转变,引发社会心理的转向,促使人们从多条路径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形成文化进路。这四个进路环环相扣,映射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或显或隐的主线。

关键词: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多维进路

五四前后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不仅能在中国传播,而且最终“异军突起”,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不是偶然的,而是沿着多个逻辑路径向前自然延伸的必然结果。

鸦片战争前,由于受“君权神授”观念的影响和封建纲常礼教的规训,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普通百姓,在看待历史发展和历史演进的问题上,往往持一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历史观,即“不变史观”。这种“不变史观”,并不是说历史绝对凝固静止、没有丝毫变化,而是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循环闭合的圆,一个王朝兴起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逐渐衰败下去而被新的王朝所代替,而新的王朝兴起和发展一段时间后又被更新的王朝所代替,如此循环往复,形成所谓的“历史周期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不变史观”也称为“循环史观”,它是封建统治阶级普遍的意识形态,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和巩固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君主专制统治。

然而,鸦片战争后,封建统治者遇到了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对手,即建立在西方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资本帝国主义。虽然帝国主义没有像中国的传统封建社会那样推翻清政府而另建一个新政府,但是由于受资本逻辑的驱使,帝国主义对清政府和中国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掠夺,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这种“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中国传统的“不变史观”开始发生变化,逐渐转化为“变易史观”,这在晚清地主阶级改良派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近代开风气之先的魏源就曾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即通过向西方学习和寻求新的科技、器物来维护封建统治。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折射出以林则徐、魏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希望通过一定程度的变革来实现国家的富强。尽管这种“变易史观”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传统的“不变史观”,但从其核心思想看,二者并无实质区别。正如有学者指出,“变易史观”不可能“超越不变的传统封建之‘道’而指出中国的出路之所在”,它所提出的应对鸦片战争后的危机方案并不能阻挡中国继续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

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给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打击,直接促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认识的亟变”,反映在历史观上,就是人们对“变易史观”合理性的怀疑和动摇。人们由此进一步反思:由于器物的落后,我们从西方学来了“器”,但为什么还是不敌资本帝国主义?我们究竟败在哪里?正是在这种怀疑和反思中,进化论思想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1897年,严复翻译出版了《天演论》,该书首次向国内系统介绍了进化论思想。这部译著一问世,便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正如后来胡适所描绘的那样:“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从那以后,“中国的先进人物,不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在历史观上都主张进化论”,甚至连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也都对进化论深信不疑。对此,有学者指出,“达尔文进化论的输入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开始”。正是受进化论思想的启发,人们对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认识产生了新的变化,逐渐突破“变易史观”的窠臼,向“进化史观”转化,为“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吹响了前奏曲”。

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呈现出单向度的进化态势,适者生存,不适者就要被淘汰。根据这一观点,中国之所以陷入被动挨打的境遇,其主要原因就是相比于西方,无论在器物,还是在制度、文化上中国都是一个落后的弱国。既然中国是弱国,那么就要奋起直追,就要在“器变”的同时,也要“道”变,这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变革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依据。由于进化论思想强调社会进化和发展,契合了近代中国追求富国强兵的迫切现实需要,因而为人们提供了向西方全面学习、奋起直追的动力。然而,由于“进化史观”强调纯粹的残酷竞争和直线型的历史演进,难免会造成人们内心的纠结和矛盾:一是既要承认进化主义但同时也向往人道主义;二是民族自尊与民族自卑的强势逆差;三是赶超西方的强烈愿望和弱者难敌强者的历史定律。因此,那些迫切想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和挨打境遇的人们对“进化史观”逐渐产生了“情”与“理”之间的“两难”抉择,即在理性上认同却在情感上排斥,这无疑会削弱进化史观在中国的合理性和认同度。

就在人们对“进化史观”从最初的深信不疑转向“欲迎还拒”之时,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渊泉(陈溥贤)等人向国内传入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由于进化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关于社会发展进程、社会进化动力、社会进化基础和社会进化目标上都存在诸多契合之处”,这促使中国先进分子经由“进化史观”向唯物史观转化。根据李大钊的理解,唯物史观强调从经济和生产力的视角看待社会的历史变迁,“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渊泉则直接把“唯物史观”称为“经济史观”,在他看来,“观察社会的变迁,以物质的条件,再适切说起来,以经济的事情为中心,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特征了”。由此可以看出,“唯物史观”的传入,为人们观察中国历史发展和变革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进化史观”的全新的视角和方法。“唯物史观”与“进化史观”相比,它不仅分析问题“尤为有识尤为澈底”,使人们看透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和中国未来的根本出路,而且还反对“个人竞争主义,主张协同主义”,主张被压迫阶级的联合,主张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理想社会,这解决了人们在“情”与“理”上互相矛盾的尴尬境况。由此,“唯物史观”愈益深入人心,它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为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对于长久以来有着浓厚民族自豪感和心理优越感的中国人民而言,无疑是一个落差极大的强力冲击,立即引发了人们心理上的本能抵制。然而,“这种本能的抵制很快就在与西方文化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因为建立在发达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现代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具有很明显的先进性,中国的先进分子正是在西方列强入侵的屈辱中感受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可以想象,当时中国人民的社会心理是十分复杂和矛盾的,人们既对资本帝国主义深恶痛绝,但“又想从‘西方’取万灵丹”。不管人们的社会心理如何矛盾和痛苦,但为了救亡图存和改变落后挨打的面貌,一些先进分子还是选择积极主动向先进的资本主义学习,奉资本主义为师。从资本主义技术到资本主义制度再到资本主义文化,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热情和范围一次高过一次,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来摆脱悲惨的命运,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一直解决不了一个大的难题,即“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残酷的历史事实表明,通过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中国不但不能走出落后挨打的境地,反而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愈益加深,这不免使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性和价值性在中国人心目中大打折扣。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资本主义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中国先进分子从战争的残酷性中认识到,资本主义文明虽然带来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但却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国家自身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它非但没能阻止战争的发生,反而使战争的残酷程度更加激烈。正如时人所言,一战的爆发“开亘古未有之斗局,贻人类莫大之惨祸”。面对这种局势,就连西方人都对自己曾经引以为豪的资本主义文明失去了信心。1918年梁启超游历欧洲时,美国记者赛蒙氏就明确反对梁启超将资本主义文明输入中国,在赛蒙氏看来,“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他要回美国“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李大钊也曾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张东荪也直言:“这次大战把第二种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笔者注)的破罅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可见,一战的爆发,导致东西方知识分子同时对资本主义文明产生了质疑。

如果说一战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端,使中国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怀疑,那么随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则直接刺痛了中国先进分子敏感的神经,进而促使中国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的心理转向。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代表向大会提出了收回山东主权等合理要求,但最终却遭到大会的无理拒绝,这种屈辱的结果在引起中国人民悲愤和失望的同时,更使他们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李大钊指出:“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作梦,说什么人道、平和得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采色了。谁知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陈独秀也提出:“我看什么共和,什么宪法,都是欧美人特有的制度。按照我们中国的历史、习惯、民情、风俗,都不必勉强学他。”巴黎和会之后,美国又发起了华盛顿会议。华盛顿会议的“成果”是签订了《九国公约》,然而《九国公约》不仅没有否定巴黎和会关于中国的不公平决议,反而使“日、英两国秘密对山东问题条约,藉该会议决,变为各国公认之约”,中国的主权利益再次被出卖,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的痛恶和失望在这时可以说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一战到巴黎和会再到华盛顿会议,帝国主义的丑陋表演,使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的态度由原来的认同转向认异,直至彻底抛弃。正如毛泽东所言:“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就在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绝望之时,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把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思想的演进并不像大河奔流一样勇往直前,更多的似小溪般逶迤宛转。十月革命的消息初步传入国内时,人们对这次革命的态度实际上并不是积极肯定的,相反,受北洋政府对其负面报道的影响,大多数人认为这次革命导致俄国成“一塌糊涂之乱状”,甚至就连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也对十月革命持旁观的态度。但不久以后,特别是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后,李、陈二人便发现,俄国十月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它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尤其是在此期间俄国退出一战,以及苏俄政府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并宣称联合中国反对帝国主义,这对处于迷惘和徘徊中的中国先进分子而言,无疑是一种振奋和惊喜。也正是在此时,他们发现除了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个“西方”,换言之,即苏俄政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还可以通过走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走向民族的独立富强。由此,一些先进分子“原本非常单纯的模仿、参照系统发生了变化”,他们在从西方资本主义幻想中退出的同时“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

大多数中国先进分子是受十月革命的感召而在心理上真正趋向和服膺马克思主义的,正是由于人们经历了对资本主义认异到对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心理转向,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五四前后通过日本、欧洲和苏联等地域路径来到中国。

十月革命前,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渠道。郭沫若曾指出:“中国民众是通过日语书籍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国记者那里听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书被译成了汉语,于是人民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存在。”这一评述,可以说较为中肯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最初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图景。清末民初,为了学习和了解西方,促进人们主体意识的觉醒,一些先进分子选择出国留学,希冀把国外的先进思想介绍到国内。这一时期,由于中日两国地缘接近、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清政府明确的留学政策以及日本对中国留学生教育的重视等因素,日本自然成为中国留学生的首选目标。而就在中国留学生大举东渡日本之时,日本国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愈渐高涨,在其思想界“差不多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时代”。由此,以救国救民和寻求真理为目的的留日学生,不可能不对当时日本国内十分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发生兴趣。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机缘,马克思主义取径日本而传入中国,这条渠道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人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渠道。

为了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留日学生一是以日文为蓝本,摘译、片译或系统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二是向国内译介日本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和著作,如《社会主义神髓》(幸德秋水著,中国达识译社译)、《近世社会主义》(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近世社会主义评论》(久松义典著,杜士珍译)、《社会主义》(村井知至著,罗大维译)等;三是以日文的相关文献为参考,撰写了一系列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和著作,如马君武的《进化论与社会主义的比较》、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仲傜的《社会主义论》等。这些著作构成了日本路径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群”,“推进了早期中国知识精英世界观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主体条件”。

十月革命后,情况发生了改变。由于中日两国的关系不断紧张和恶化,导致留日渠道日渐不畅,欧洲(主要是法国)逐渐取代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渠道。当时国人也逐渐认识到,原来日本也是通过向欧洲学习才逐渐强大起来的,“日人学术,步武欧西,中学以下之书,著者尚多,而高深者则甚鲜,且限于国情,自有取舍趋重”。鉴于此,他们提出,学日本不如直接学欧洲,“欲输世界文明于内国,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从1919年3月开始,在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中间兴起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这些留法勤工俭学的先进知识分子亲身体认到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巨大魅力,并把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国内,使法国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渠道之一。

巴黎和会后,部分先进分子对十月革命的意义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他们认为,既然俄国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建立了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无产阶级政权,那么与俄国国情相近的中国当然也可以效仿。于是,“走俄国人的路”,自然就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结论。这一时期,他们对俄国的感情和向往愈益强烈,正如瞿秋白所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由此,一些先进分子开启了赴俄留学之旅,有的则以记者的身份亲赴俄国考察,其根本目的就是学习苏俄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使苏俄路径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为有力的一条途径”。

五四前后,除了日本路径、欧洲路径和俄国路径以外,其实还有美国、英国等其他路径。如在美国路径方面,由于当时中俄交通的隔绝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封锁,中国的先进分子不得不通过间接渠道(包括美国、日本等)来了解俄国的社会主义情况。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统计,《共产党》月刊就曾先后刊载了12篇来自美国的关于俄国革命的文章。此外,除了通过美国了解俄国社会主义情况,中国先进分子还直接学习美国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柯柏年曾向美国“专门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芝加哥克尔书局购买了一批英译本《资本论》在内的书”;而差不多同一时期,李季向国内译介了美国社会主义者列德莱的《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一书。这表明,美国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路径。

从日本到欧洲,从俄国到美国、英国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路径不断增多,通过不同路径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日本语境主要是“学理的”马克思主义,欧洲语境主要是“行动的”马克思主义,美国语境主要是“空想的”马克思主义,而苏俄语境则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应该说,多路径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而言具有一定的益处,因为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博取众家所长,比较、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精华;然而同时这也成为我们的短板,因为马克思主义大抵是按照时间先后逐步传入中国的,这就使我们只能先接受其中一种而后再行比较,这必然会受“先入为主”的制约,影响比较的效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不同路径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多是被来源地的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解释过了的马克思主义,这必然会打上来源地的语境烙印,从而使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一定的差异(意义扩大、意义减少甚至误读等)。

作为异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被传播到中国后,必然要面临如何处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于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文化进路。

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动,中华民族文化也随之遭到冲击。曾以“华夏文明”而深感荣耀和自豪的中国人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面前,第一次陷入文化危机和信心不足的尴尬境遇。为了挽救文化危机和重构文化自信,中国先进分子先后从西方移植来了“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但它们在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较量中,先后败下阵来。随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伦理的觉悟,才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他们开始重点转向学习西方的“观念文化”,希望通过“更新文化价值观念以改造国民性”,由此引发了一场“观念形态的革命”。五四前后,随着新文化观念的启蒙,“各色各样的‘主义’蜂拥而入中国……化为众多中国人的言谈和文章”。据统计,这一时期从外国涌入的各种“主义”多达330余种,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主义文化”现象。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广泛地传入中国。

各种各样“主义”竞相涌入中国,无疑表征了时人对挽救自身民族文化和重构文化自信的迫切心情和美好愿望,但同时面对如此众多的外来文化,人们也不免有眼花缭乱之感,接踵而至的就是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因为“对文化进行选择,是中国文化……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必然要求”。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在中、外文化之间应该如何选择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时人所提供的选项主要有三种,即文化“保守论”、文化“西化论”和文化“调和论”。文化“保守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中国人民的故土乡愁,但它无视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注定要被湮没于历史的洪流之中;文化“西化论”所设想的愿景虽然美好,但它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虚无主义,既无法满足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自尊的需求,同时也无法解释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分子不断学习西方文化却始终摆脱不了落后挨打境遇的现象;文化“调和论”虽然承认中外文化皆有可取之处,但它缺乏“一种剔别糟粕与精华的合理机制”,其本质是以民族文化为基础,对外来文化进行“俯视式”选择性接受,而并非“平视式”同等对待。尽管如此,比较这三种文化选择方案,文化“调和论”虽存在弊端,但它作为文化“保守论”和文化“西化论”之间的一个平衡,在一定程度上既照顾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自尊,同时也为外来主义文化在中国生根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因而一时之间受到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多数先进分子的提倡和认同,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和深入传播提供了前提。

第二个层面是在众多的外来主义文化中间应该如何选择的问题。一般而言,选择的前提是认同,没有认同就不会有选择。五四时期传入中国的330余种“主义”,它们之间虽有重叠,但同时也有分歧。马克思主义作为众多“主义”中的一种,之所以被中国先进分子所认同和选择,固然有对资本主义的认异、对俄国社会主义的憧憬等心理因素,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显示出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性,它们之间具有如马克思所说的“共同之点”。事实上,在五四之前,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认识马克思主义之初,正是对其作了“中国式”的比附和解读之后才转而认同和选择马克思主义。比如,梁启超曾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和流行于中国商周时期的井田制度处于“同一立脚点”。在孙中山看来,“共产主义在外国只有言论,还没有完全实行,在中国,洪秀全时代便实行过了”。无政府主义者景定成也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实质和精髓。可见,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融合性,因而无论在情感层面还是在理性层面,中国先进分子愈益趋向马克思主义。

列宁曾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这里的“改造”,其实是指作为文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个自成系统的文化体系,更是一种文化发展观,即以联系的、全面的和发展的观点来改造和创新文化。实际上,中国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来思考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即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五四前后,中国先进分子在看待中外文化关系这一问题上,往往把中外文化割裂对立起来,这种处理方法基本上属于简单的“零和思维”模式。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在吸取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对待中外文化,既不能“否中崇西”,也不可“鄙西唯中”,而是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在综合平衡和融合中外文化的基础上实现文化的中国化,建设好中国的新文化。这里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文化的“融合”并不等同于先前一些知识分子所提倡的文化“调和”,用嵇文甫的话说,“融合”是指“彻头彻尾,彻上彻下,不是割裂补缀”,这与具有折中性质的“调和”有根本区别。通过文化的融合实现文化的创新,这种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方案,对于后来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