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指出：“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法宝，是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金钥匙’，是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大熔炉’，是纯洁党风的‘净化器’（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455页）。而“金钥匙”、 “大熔炉”、 “净化器”要发挥作用，往往需要说服与教育。说服与教育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遵义会议之前及会中，毛泽东开展了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一般领导和重要领导分别进行说服教育，为会议期间有效开展党内斗争奠定了广泛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事实表明，说服与教育是遵义会议成功的重要因素。

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说到：“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采取逐步改正的办法，暂时不争论其他问题，先集中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这样就容易说服人，使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 人民出版社2009，72页）。”但是，实际的具体过程要比这复杂曲折得多。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忍辱负重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说服教育相关领导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还到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样才得以推动实现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遵义会议结束后，他对贺子珍感慨万分地说：“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343页）。”

事实胜于雄辩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它意味着事实本身能够说服、教育人们。但是，当事实被披着“马列主义理论”外衣的“左”倾路线，从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等各方面予以持续打压的时候，它就会被掩盖、被曲解，会变得“沉默”。如此一来，一般领导干部和群众面对事实时，以讹传讹者有之，不懂装懂、一知半解者有之，视而不见、熟视无睹、明哲保身者有之。这时，就需要千方百计地让事实“说话”，想方设法地使大家觉悟起来。

在长征路上尤其是过了老山界之后，毛泽东一门心思向有关领导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用事实启发他们的觉悟，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1935年10月15日，陈云奉命抵达莫斯科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时指出：“西征途中，我们从未放松对战士的政治教育工作。每天早晨出发前，训练时，或每天晚上，我们都进行政治谈话（ 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陈云与遵义会议》，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89页）。”但是，在遵义会议之前大家尚未觉悟之时，开展政治谈话的一般领导干部面对红军战士经常提出诸如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会失败之类的问题，难以给出确切的答案，请示上级可是上级也未必能说清楚。这说明，迫切需要一般领导在事实面前尽快觉悟起来。而事实就是，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指挥者犯了“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的军事路线错误。

红军经过血战湘江之后，“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充分暴露出来了。红军的困难处境和反“围剿”失败的残酷事实迫使大家不得不去反思。身处逆境的毛泽东还是跟随中央机关的担架队一起行动。他在行军途中，今天找这个谈谈，明天和那个聊聊，不断和大家商讨当时的军事路线和部队进军的方向问题，竭力说服有关领导干部，逐渐形成了改道贵州的正确意见（杨胜群，陈晋主编：《红军长征重大决策见证录》，北京： 三联书店2006，53页）。为大家真正觉悟起来创造了初步条件。

1962年7月，刘伯承在一次谈话中说到：“红军被迫长征之后，毛主席为了挽救党的事业，在路上不断进行说服教育，不断和三次“左”倾斗争。三次“左”倾的领导者已经没有办法，有的也多少有了点觉悟，而且贵州的军阀力量薄弱，就在遵义开了会（遵义会议纪念馆：《遵义会议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02页）。”无论是遵义会议的亲历者，还是听过遵义会议精神传达的人，几乎都有共同体会。比如，杨得志在其回忆录中表示：“事实最能够说服人，教育人（ 杨得志：《杨得志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1，115页）。”伍修权在事隔多年之后，万分感慨：“事实教育了人们，王明等人自称‘百分之百’的正确，却打了败仗；被他们批判排斥了的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却越来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人们在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同志，在失败中又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同志（ 伍修权：《伍修权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84页）。”这种认识的深化，一方面得益于毛泽东同志不厌其烦的说服教育工作，一方面得益于广大领导干部在客观事实面前逐步觉悟起来了。

古语有言，“一言而兴邦”，“一言丧邦”（ 《论语·子路》，《四书五经》中华书局2009，第29—30页），其意思是在特定条件下关键人物的一句话能关乎大局，影响国家的兴衰存亡。对遵义会议的召开及其成功而言，也不乏像这种关键人物一样的重要作用。为此，需要针对他们开展多方面的沟通交心活动。毛泽东第一个做的是王稼祥的工作，第二个做的是张闻天的工作。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34年11月长征途中，同王稼祥、张闻天在一起行军或露宿，常常谈论党和红军的大事，进入湘南以后，开始对他们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秦邦宪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意见，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机局面，必须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并且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秦邦宪军事指挥错误方面的斗争（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438页）。毛泽东进行多方面的沟通交心活动，使中央队“三人团”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而正是由这种思想基础才转化为物质基础，促成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

正如周恩来所说：“在进入贵州前后 ，就争论起来了，开始酝酿召集政治局会议了。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达到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过程中间，毛主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是得到王稼祥同志的支持，还有其他中央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作了讲话，扭转了航向（《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71页）。”时过境迁之后，耿飚在《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的文章中强调：“遵义会议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在中央倡导，就没有别人敢提出来，就不可能开起来（《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而张闻天的信条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张闻天跟其他犯过“左”倾错误的人相比，觉悟得早，改正得彻底，并在犯错误的同时还批评、抵制“左”倾路线，从不自觉到自觉，积小变为大变，最终和毛泽东站到一边了（张树德：《跟着真理走：毛泽东与张闻天》，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29—33页）。1943年12月16日，张闻天在《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中谈及：“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位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84—85页）。”

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可能开不起来。他的军事思想同毛泽东基本一致，他们都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创造战机，寻机对敌人各个击破、予以歼灭，而这同“左”倾领导者是对立的。因此，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能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311页）。即便如此，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后也没有少和他进行沟通。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向中央提的很多建议都是找周恩来谈的。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中高度肯定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之后，实事求是地指出：“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帐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好多别的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和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530—531页）。”

说服教育工作为克服军事路线错误创造了条件，也是毛泽东在酝酿和举行遵义会议过程中发挥主导和决定作用的基本方式。遵义会议从会前的酝酿、到会中的斗争及会后的余波，也印证了这一点。陈云说到：“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陈云与遵义会议》，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3页），势在必行。历史表明，认真抓好领导干部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在集中批判推行“左”倾错误的博古和李德的前提下，耐心说服争取别的同志，帮助他们转变立场，为在遵义会议及此后有效开展党内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个思想基础一旦形成，就难以动摇。1982年2月25日，伍修权在接受访问时指出：从通道会议后到进遵义以前的这段时间，毛主席、王稼祥和张闻天取得了一致意见，为遵义会议做准备奠定思想基础。最顽固的是凯丰，到最后都不承认军事路线错误。刘伯承、李富春、彭老总、聂老总等其他参加遵义会议的同志，都是有意见的，只是原来力量没有集中。但是有了一个核心以后，力量就很容易集中起来了（张闻天选集传记组：《200位老人回忆张闻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9页）。而力量集中起来之后，还要说服人们不要使力量在会议期间出现分散。基于这种考虑，当有人在会议上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时，毛泽东明智地予以制止。

张闻天在会议上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其思想实现了质的飞跃。该报告的提纲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位同志共同商议、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张闻天与遵义会议》，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37页）。其发言为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随后，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重要发言。这个发言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和拥护。正如陈云所述，“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4页）博古在遵义会议上并未转变思想认识，受到了与会者的批评教育之后，他经历了一个过程才逐渐变成自觉维护党的正确路线。这也可以理解为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后续成效。

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后，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开展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说服与教育工作，至关重要。美国学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认为，毛泽东所开展的一系列说服交流活动为他重回领导岗位、使红军长征避免失败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实践证明，这些说服、教育活动卓有成效。

概而言之，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和党员领导干部掌握，就会形成改变斗争局面抑或改革格局乃至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而群众和党员干部要掌握这种正确思想，既要在客观上经过艰辛的探索实践，又要在主观上接受思想教育排除披着“马列主义理论”外衣的“左”倾路线之误导和干扰。党内政治生活是体现党员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状态的重要窗口，也是他们接受思想教育的重要途径。遵义会议是对此前及会议期间向领导干部进行说服教育、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成效的一次考验，是这些教育成效在党中央和红军队伍中获得合法地位的一个权威渠道，是扩大、巩固这些教育成效的重大历史机遇。而遵义会议对实现和维持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之一就在于要重视说服与教育，和增强斗争性融会贯通、有机统一。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之所以成为党的光荣传统，遵义会议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者系贵州省委党校科社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