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最具中国特色的世界话语,也是中国面对全球化新进程提出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针对这一方案,西方各国态度迥异,这实质涉及到他们如何理解中国崛起后对世界的态度。到底是“中国霸权”引起新一轮的世界战争或动荡,还是“和平崛起”推动世界新一轮的发展,是各方持有的争论焦点。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理解,就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不论是被动卷入与自救,还是全面拥抱与主导,都蕴含着中国对所处世界的独特视角和见解,也确证着中国对世界秩序一直所做的努力和贡献,这构成了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

全球化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最为显著的特征,它是任何一个国家处理好自身与世界的关系都必须面对的时代域。2008年金融危机是全球化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尽管“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干扰一直存在,但多为不发达国家或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的国家所发出的抗议。金融危机之后,以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逆全球化”迅速升级,急剧改变着人们对现有国际格局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认识。我们需要追本溯源,追问全球化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发展。

(一)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条件决定着全球化进程不可逆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以分工、交往的普遍性而产生。在分工与密切交往的基础上,地方性的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无论在物质、精神乃至文明等方面都呈现了一幅世界的图景。历史由地域性的民族史逐步走向世界性的世界史。生产力发展的不可逆性与世界交往最大限度的普遍性、深入性使全球化进程不可逆。

(二)世界历史理论的动力逻辑彰显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本质的内在限度

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革命”的积极作用,但是,如今这种优势处处彰显着本质的内在缺陷。资本扩张使人与自然关系恶化,全球生态危机凸显,使人与社会异化,资本主体成为生产过程的主体,活劳动受死劳动的控制和支配,使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加剧了全球贫富差距的分化。

(三)世界历史理论的价值指向蕴含着全球化转向的方向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目的不仅在于揭示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更根本的是探究人的本质的发展。目前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使人在通向自我解放的道路上日益迷失,而只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才能实现真正的人的解放的理论逻辑,就蕴含着全球化进程必然朝着社会主义方向的路向转化。

(四)经济全球化沿着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在规定在实践中呈现新转向

全球化是目前世界最深刻的实践,它是世界历史发展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全面渗透于世界各国的发展,裹挟着世界前行,历史发展到今天,全球化功不可没。但随着“资本逻辑”的并发症日益凸显,全球化进程正逐步呈现出一个新转向,也确证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在规定性。

中国的发展既遭受过全球化带来的肌肤之痛,又享受过全球化带来的巨大红利。中国从近代被动地卷入全球化到主动拥抱并引导全球化,体现着中国的世界观,这是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

(一)卷入与自救(1840—1949年)

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历史节点。面对西方的冲击,中国在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回应,在国际体系边缘地位中开始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探索自救道路。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革命使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被划开了一个裂痕,社会主义新元素融入了全球化。

(二)偏离与抗争(1949—1978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参与全球化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国理解自身与世界的逻辑起点。新生政权如何理解及处理与世界的关系,取决于当时的国际背景、国家实力及民族心态。从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到最初偏离资本主义全球化,内蕴着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前途的批判与认识。

(三)融入与改良(1978—2008年)

中国成为全球化的参与者、融入者,享受全球化的红利,加快自身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完全认同,“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命题。从国家发展道路角度理解,“走自己的路”强调不同于“苏联路”,不同于“资本主义道路”,也不同于“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是立足自身国情的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四)拥抱与主导(2008年至今)

全球化进程动能呈现出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尤其是中国转变的特征。中国于全球化,已经从一个边缘的融入者、被动的参与者、小心翼翼的学习者成长为现在的贡献者、主导者。

无论是世界历史理论揭示的全球化发展趋势还是现实的实践经验,都证明中国在全球化新转向的关键期将承担重要的主导地位,问题的重点在于如何实现主导,通过何种理念来支撑和引领。

(一)经济上扬弃资本逻辑,实施共享发展,支撑全球经济得以持续发展

保持有效的发展是全球化能持续发展并得以顺利转型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基于改革开放的经验以及对全球化发展问题的思考,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其中“共享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二者在理论上有深度的契合,在价值旨归方面相融相通,在实践践行中能确保全球化经济发展的正义性。

(二)政治上抛弃霸权主义,尊重主权平等,确保全球化转向的政治秩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政治共同体,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民族文明不同的各民族国家的存在是其构建的前提条件。从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转向社会主义为主导,需要批判与建构原有的国际交往思维。

(三)文化上超越西方中心论,培育共同价值,凝聚全球化的价值认同

全球化进程由不同文明的民族国家共同推进,在共享发展理念下构筑利益共同体固然重要,倘若价值观存在巨大分歧或对抗,共同合作往往会流于短时的利益寻求。中国是全球化新转向的主导者,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面对全球危机贡献的中国智慧,共同体不仅仅是利益、安全的共同体,更体现在价值上、情感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人类命运共同体仍然是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渡阶段,我们也需要有冷思考,如何使这一理念得到西方各国的认同,处理好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竞争与合作,中国还在未来很长时期内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发展中国家,号召权力与主导权力需要进一步探索更加广泛的有效平台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