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赢得民心，其原因在于把改造社会、发展社会、为人民谋福利作为最终奋斗目标，并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社会建设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思想资源^[1]。笔者认为，作为以记录和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中共党史学科对此缺乏必要的研究和展现。习近平于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深刻地指出，当前一些学科存在学科体系不够健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等一系列问题。”

01学科建设视野下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自觉

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以下简称中共社会思想史)作为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时代命题，植根于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尤其是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其内涵具有丰富多样性。

“社会”“社会思想”“社会思想史”这几个概念，是理解中共社会思想史内涵的前置性概念。关于“社会”概念的内涵，学界共识的观点有“大”“中”“小”三个层次，即有大社会、中社会、小社会之分。社会思想史中的“社会”，是指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并列的“小社会”概念。目前对社会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社会思想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念、理想或理论。”^[2]笔者认同这一观点。

社会思想史是社会思想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目前研究社会思想史的书籍较多，综观这些不同版本的社会思想史书籍，其基本的研究范畴大致围绕“社会结构”“社会控制”“社会改造”“社会改革”“社会变迁”“社会变革”“社会理想”“社会批判”等一些概念展开。纵观既往学术史，社会学界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研究内容基本上是以精英知识分子的社会思想为中心，二是现存的社会思想史著作的断限止于近代(辛亥革命前)。诚然，由精英知识分子与经典著作构成的社会思想史研究对于认识中国社会思想不无意义，但其不足也十分明显。首先，这种社会思想未必真正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世界中发挥实质性的作用，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内涵远比其思想本身复杂得多；其次，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变化，仅仅从知识精英与经典著作出发进行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绝不可忽视社会思想的真正来源———社会生活实践。

社会学领域缺乏对中共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对中国共产党所创建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经验进行研究和抽象概括，没有对1921年以来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及价值观念的变迁进行考察，没有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控制”“社会改造”“社会改革”“社会变迁”“社会变革”“社会理想”“社会公平正义”等基本社会思想范畴的内涵，没有提炼出作为革命者与执政者的中共社会思想的本真意义。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领域缺乏对中共社会思想史的学术建构。

历史学研究领域对于中共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学术自觉。在历史学的研究范畴里，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涉及三个分支学科，即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这三个学科对中共社会思想史也缺乏应有的关注，即使是仅有的关注，也大多从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的二分法切入。这不符合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建设的客观实际，更不利于准确地认识中共社会思想史。

在社会学和历史学等相关学科对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不足的状况下，中共党史学科应勇于承担起责任，解答好这个时代命题。中共党史学科历来重视对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研究，但在现有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实践中，对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等皆有大量的研究成果，甚至在一些高校成为单独设立的学科。但是在论证社会思想时，往往与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或者文化思想混为一谈，概念不清，认识缺位，进而缺乏明确的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意识。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化，尤其是学术自身逻辑的发展需求，现在已经到了对中共党史学自身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发展历史进行反思和重新建构的节点。无论如何，缺乏对中共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一方面暴露了中共党史学自身学术自觉和学术自省意识的欠缺，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中共党史学在回应党领导社会建设实践上的滞后。其实，将中共社会思想史置于同中共政治思想史、中共经济思想史、中共文化思想史等思想史序列平等地位，视其为中共思想史体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分支，可以拓宽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是完善中共党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基础性研究。

现实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是学术创新的原生动力。中国社会经历了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演绎了丰富多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实践，为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源泉。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社会建设，坚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社会建设构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一“位”。因此，作为中共党史学科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开展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深入发掘中共社会思想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建设实践之需，有利于更好地为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建设提供历史经验借鉴。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的缺失，极容易使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建设的成就产生误读，给某些历史虚无主义者妄图虚无共产党引领社会建设的实践留下空间，也不利于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建设的经验得失。开展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也是繁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重要契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将中共社会思想史提上研究日程，中共党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

书写中共社会思想史，需把握其理论来源，从社会变迁本身来观察其演变逻辑，从而把握中共社会思想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围绕历史转换的时间节点，系统梳理中共社会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共社会思想的知识框架与理论体系进行实事求是的描述、概括和评价，形成中共党史学科体系内在构成所不可或缺的中共社会思想史。

0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共社会思想的来源与“革命化”色彩

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中国”与“共产主义”双重属性一开始就给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打上了自身特有的烙印。研究中共社会思想的渊源，也需要从这两个层面来考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理想社会的构建，既受中国传统大同社会思想的浸润，更有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的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共产党人对于社会思想的探索，既是一个内容逐步发展清晰的过程，也是一个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得到民众认可的过程。其最显著的特点，首先，在于其伴随着革命的大潮，融入革命的洪流之中；其次，社会思想在概念层面上以及表现形式上并未充分展现出来。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思想深深打上了中国传统大同社会思想的烙印。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上宣言，其理想的“新时代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3]，他期盼社会大同。毛泽东一生追求自由、平等，早年也一直在不断设计着自己心目中和谐、完美的理想社会。1920年3月，毛泽东撰文指出，要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而且他认为，“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诸如兴建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等等，后“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4]，具体描述了他心中的理想社会图景。陈独秀与毛泽东这种理想的“新时代社会”与“新社会”的设计均有着传统“小康”与“大同”社会思想的基础。

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社会思想的影响更多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毕生追求的是为了实现未来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理想。“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公社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要向他们表明，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这样，他们才会站到你们一边。”^[5]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理想社会的人们首先是自由的，其次是人人平等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奠定了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社会思想基础。他们的使命不是把政治作为天职，而是把实现共产主义和建设新中国作为一项事业。他们决心根据他们的理想，扫除过去，改造社会，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毛泽东在1921年指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6]李达指出，“社会问题的解决，就不能不借阶级对抗的形式表现出来”，无产阶级“要解决社会问题，自身若不取得政权，是不能达到目的的，这就是各国社会革命的由来”^[7]。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看来，马克思主义的超越精神非常强烈，这种认识使得马克思主义对早期共产党人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他们特别渴望通过革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以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图景。正如汤因比所预言：“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8]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原动力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的融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在全国执政，其社会思想只是有所展现，但在这种革命与战争交织的特殊时期，因为当时最为核心的历史使命是进行革命战争，中共社会思想也伴随革命的大潮向前推进，呈现出明显的“革命化”特征。依照中共党史的分期，中共早期(1921—1927年)，其社会思想的主要内容是“阶级斗争”与“渐次达到”的社会改造原则以及从“牛马”到“万岁”的工人利益保障思想、“联合弱者抵抗强者”的妇女解放主张、土豪劣绅惩治与农民权力扩张方针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其社会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提出了“自由光明新天地”的社会建设目标、劳动法的颁布与工人福利改善方针，以及在中央苏区所进行的社会习俗的整治思想；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其社会思想充分体现了“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的社会保障思想，以及社会优抚安置政策的丰富，等等；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年)，其社会思想的主要内容表现为以恢复生产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思想、推行平民文化教育的普及方针，等等。从总体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还是为了赢得战争，取得革命的胜利，与此相适应，其社会思想主要体现为致力于解决更为实际的与革命以及战争相关的民生问题。

0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共社会思想的“政治化”表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建设的力度逐步强劲，开始进入笔者称之为“有实无名的社会建设”^[9]时期。当时由于新生人民政权面临巩固和建设的紧迫之需，社会建设的许多具体实践被以政治活动的形式表达出来，社会思想也往往以政治思想乃至其他思想形式予以表达，总体上呈现出社会思想的“政治性”表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从思想到实践都面临严峻考验，如何确立自身的领导地位，全面实现社会稳定，切实增进百姓的福祉，是当时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实践体现在新生政权的巩固、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的改造，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达到的社会整合和对新生政权的认同。毛泽东强调，“组织起来”^[10]，宣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要以“组织起来”的管理原则实现对社会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即1949—1956年间，对中共社会思想的探讨应主要集中在“包下来”的方针与失业救济思想、病态生活的治理与社会控制思想、扫盲运动的开展与社会教育思想、单位制度的构建与城市社会整合思想等方面；而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即1956—1966年间，党的社会思想又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是，人口控制思想的萌发与变化以及户籍制度的建立与城乡分治思想。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即1966—1976年间，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思想也有所发展，主要表现为农村合作医疗的推广等社会治理思想。因此，1949—1978年间，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社会思想为“包办社会”。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与实践具有显著的特点。就策略布局与实践探索而言，始终贯穿着“除旧立新”的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思想都与事关社会认同的各种制度创新直接相关。就这一时期社会思想的主题而言，关注民众的生存权和健康权益的保障，体现在社会救济、基础性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础性公共卫生建设、基础性保障住房等诸多方面。就这一时期的社会治理方式而言，基本上采取由国家与集体大包大揽的制度设计。在社会缺乏足够的物质资源来改善民生的状况下，中国共产党把事关民生的社会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注重底层关怀。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为了保障社会建设的经济基础得以稳固，在当时条件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制度建设方面采取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这种制度模式虽然现在看来有诸多需要改进之处，但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实实在在地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优先发展了一些重点产业与重要的社会事业。

04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共社会思想的“社会化”追求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是从经济体制问题着眼，但其目标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腾飞，而是蕴含着一场总体性的社会变革追求。

改革开放之初，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就较为显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与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改革极大地活跃了农村社会生活，城镇就业制度的改革逐步改变了个人对集体与单位的依附，使城市社会生活也日趋活跃。邓小平当时特别强调，“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1]。由此可见，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建设也予以特别关注。

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快速转型，社会上出现了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等一系列现象，进入矛盾凸显期。在此背景下，江泽民强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要“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12]，并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的状况。为此，胡锦涛强调“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并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13]，等等。着力推进社会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成为当时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的大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推进，中国更加重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就包含“社会建设”布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习近平多次强调“社会政策要托底”，在住房保障、养老保险、户籍制度等保障人民生活方面推进了一系列改革。“社会政策要托底”思想的提出，反映出十八大以来党对社会政策认识的提升。中国共产党积极创新社会治理理念，从“社会管理”跃升到“社会治理”，并提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14]，确立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存在于社会建设领域，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必须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高度来提升对社会建设质量和效益重要性的认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并具体部署了推进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基本任务，成为新时代社会建设的行动纲领。

改革开放以来，立足于既往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建设的基本成就，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建设层面积极作为，其社会思想与实践表现出一些新特点，跃升到“社会化”的丰富内涵层面，具体表现为：注重提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思想，其策略部署主要体现在重视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也注重提升整个社会的福利化水平；其社会管理的主题是，在满足民众生存权的基础上，关注民众的发展权，不断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进一步强化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改革的力度；其治理方式转变为更加强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的科学性水平不断提升。

在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历史又到了一个新的节点。社会治理的主题是在侧重于提升民众基本生活质量的同时，使社会富有活力且和谐有序。任何时候，民生都是公平正义之本，经济发展成果能否更多体现在改善民生上，直接关系到党与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关系到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社会公平正义思想一直在传承与接力。

05中共社会思想表征的“实践化”样态

通过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想，其最为核心的特点是“实践化”，一方面，其与中国社会发展过程本身的内在一致性，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没有明确提出“社会思想”概念，但是一直在做着社会建设的事情。纵观每一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总是根据当时的历史任务和时代特点，提出符合实际的社会思想，并在具体的行动中付诸实践。近代以来的社会危机所引发的不仅是一场民族与政治革命，更是一场全方位的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建设的实践中，始终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对中国社会进行了积极的建构，不仅致力于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还为人类社会建设贡献出具有示范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建设实践样本。

开展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务必抓住其社会思想与社会建设实践互动这一特征。社会实践促进社会思想的更新和变革，社会思想又推动社会实践的进一步创新。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执政党，有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追求，无论是在社会思想层面，还是在社会实践层面，始终能够正确认识每一时代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和群体，客观定位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与发展目标。撰写中共社会思想史，尽管着眼点离不开领导集体的思想史，但同时又要兼顾民众的社会生活史。打破国家与社会二分的藩篱，将研究主线厘定在揭示中共社会思想与民众社会生活实践的内在关系，在社会政策与社会生活的互动中抽绎出中共社会思想的本真意义。因此，撰写中共社会思想史，需要把握中共社会思想的实践化特征。如果单从中共社会思想自身的发展来说明社会思想的历史，是远远不够的，也是说不清楚的。但我们仍可用问题发展线索作为研究路径，通过其对社会运行的设计和对社会问题的治理，对社会生活的调节与控制，对社会管理的具体实践，总结阐发其社会思想。更具体来说，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出现的社会问题各不相同，社会思想内涵也各有特点。

面对不断变迁的社会问题本身，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顶层设计层面给出这些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了怎样的社会政策以实现社会治理目标？这些顶层设计和政策是否达到了预设的目标？这些命题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理路上来讲，是中共社会思想史学科必须研究的内容，应给出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回应。显然，有关这些思想的论断只是隐约地散布于中共领导人的著作与中央文件之中，但并不妨碍这些思想所散发出的光芒。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并不是仅仅停留在思辨的层面，实践始终是其本质表征，可以说，中共社会思想史既是一部思想史，更是一部社会实践史。

研究中共社会思想史，就要克服以往学界的偏颇做法，从社会生活的维度来选取思想资源，应该特别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理想追求在社会中的实践，注重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国家政治治理与民众社会生活关系中对社会思想的秉持和检验，以区别于政治思想史；在处理经济治理与民众社会生产关系时对社会思想的决定作用，以区别于经济思想史，等等。

书写中共社会思想史，务必坚持学术逻辑与历史演绎的内在统一。既要挖掘出中共社会思想内在追求的深切含义，又要明晰中国社会发展中社会思想的实现程度，在社会思想的应然与社会发展的实然中探究中共社会思想变迁的内在动力与外部因素。在把握不同时代之间的差异和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在把握各种社会思想发生、发展及衰落的原因和历程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进而探讨中共社会思想与中国社会发展变迁之间的逻辑与历史联系，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内在关系等等。在具体的研究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摈弃理论与实践资料的强行拼接，同时，必须坚持实践第一性原则，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受实践检验，永远不可以忽略社会建设实践这个“根本”。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15]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要考察的并不包括中共社会思想的全部，而是撇开了历史发展过程中无关紧要的偶然现象，选择占据社会生活主导地位并造成一定影响且具有连续发展性的思想内容，目的在于从中总结中共社会思想的演变逻辑与中国社会变迁的内在规律^[16]。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17]这个时代是繁荣中共党史学科的黄金时代，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中共党史学工作者也应该立时代潮头，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

注释：

1.宋学勤：《我党有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资源》，《人民日报》2015年4月21日。

2.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页。

3.《陈独秀文选》，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页。

4.《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454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2页。

6.《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页。

7.《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49页。

8.[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5页。

9.宋学勤：《新中国初期的社会建设与社会认同---以北京市为中心的探讨》，《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3期。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1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8页。

12.《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1页。

13.《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23、526页。

1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2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页。

16.宋学勤：《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思考与反思》，《团结报》2017年5月11日。

1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

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3.鄢一龙等：《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