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卫生与防疫工作中就实行了中西医合作的政策。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边区还广泛运用中草药来防治疫病。

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我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开辟了崭新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忠实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全面加强对卫生事业和防疫工作的领导。1950年8月即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确立了“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1951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对全国防疫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数十年来，国家大力推行预防接种，持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建立全国性的卫生防疫体系，健全传染病预防法律法规，积极开展鼠疫、血吸虫、疟疾、麻风、结核、艾滋病等专项防治。1961年基本消灭天花，2000年实现消灭脊髓灰质炎，许多传染病发病率降到历史最低水平。进入21世纪后，我国改组建立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与传染病防治工作，成功应对SARS、新型禽流感、新布尼亚病毒等新发传染病，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事业不断完善，国民健康得到良好保障，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77岁，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中国70多年的防疫斗争史告诉我们，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没有党的坚强领导这个主心骨，没有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统一高效的制度优势，没有“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路线，没有医疗卫生事业的突飞猛进，就不可能取得如今公共卫生领域的巨大成就。

在这个过程中，中医中药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显示了多方面的特色。1954年—1955年，石家庄暴发乙型脑炎，中医郭可明成功救治多例病人，经卫生部专家实地调查，肯定了中医疗法的效果并向全国推广。1956年在北京乙型脑炎流行时，名中医蒲辅周沿用石家庄疗法效果不佳，后根据北京的情况加入去湿药，取得了良好效果。这说明中医治疗疫病需要辨证论治。

1967年，我国启动5·23项目，研发新的抗疟药，屠呦呦在中药黄花蒿中发现并提取出青蒿素，经过全国协作的大范围、长时间验证，证实青蒿素有良好的抗疟作用。屠呦呦于2015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表明，中医药宝库中有许多珠玉值得挖掘。

2003年SARS暴发，面对这个当时世界医学界尚一无所知的新型传染病，在实施有效防控的同时，中医大力发挥治疗作用，在降低发热时间、减少后遗症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肯定。这反映出中医治疫的又一优势。根据中医传统理论对邪正关系的认识，中医能够在病原体不明的情况下开展辨证论治，及早救治病患。

显然，在我国继续大力提高医药科技水平，健全传染病防控机制的同时，充分发挥传统医药作用，加强中西医协同，就一定能将新时代的防疫工作推向前进。

当前，中国人民正进行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斗争。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奠定的物质基础保障，有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孕育的“中国精神”支撑，有前仆后继、不畏牺牲的医护人员顽强奋斗，英雄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各种疠鬼疫魔，取得抗疫斗争的最后胜利！

（本文节选自《求是》2020年第4期，原标题为《中国历史上的防疫斗争》；作者系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