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是近代中国社会的革新力量。20世纪初，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动，造成青年在适应性方面的困难。同时，受青春期生理变化的影响，青年经常感到精神烦闷。这些现象被统称为“青年问题”，引起社会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尝试运用科学方法分析关于青年问题的具体案例。在这类活动中，杨贤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对青年问题展开调查研究，以唯物主义为视角阐明青年问题的类别和产生原因，试图为青年人提供指导和帮助。

杨贤江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马克思主义教育家。1917年，杨贤江毕业于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杨贤江加入少年中国学会，负责编辑会刊《少年世界》和南高师学生刊物《少年社会》。1921年，杨贤江受聘担任《学生杂志》编辑。在此期间，杨贤江常与青年读者交流，聆听他们的心声。1921年7月，杨贤江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次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贤江是运用唯物史观剖析教育现象，研究中国青年问题的先驱。1923年1月，杨贤江发起成立“青年问题讨论会”，讨论内容涉及到青年群体关注的各类问题，如求学、婚姻、服务社会、干预政治、选择职业、独立生活等。讨论采取通信方式，成员先将问题寄与书记，由书记分送其他会员听取意见。之后，各会员充分讨论再寄书记，书记将会员意见汇集成文，刊发在《学生杂志》上。在杨贤江的组织下，各地相继成立青年问题讨论会。1924年8月，杨贤江在上海夏令讲学会发表讲演，强调通过青年人的广泛参与，共同寻找解决青年问题的有效方法。这场讲演给予彷徨在歧路的青年以指导，为使他们从烦恼中解脱指明了方向。

杨贤江认为青年问题的产生，既源于青年在青春期阶段生理、心理的变化，又与时代、社会等环境因素密不可分。杨贤江对青年问题的阐述，不仅吸收了近代早期的青年期理论，还从社会进化规律的角度进行分析，强调个人成长与社会进化有机结合。青年期（Adolescence）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提出。20世纪20年代，杨贤江将霍尔的“青年期”理论翻译介绍到中国。霍尔《青年期》英文原著多达50万字，杨贤江对其精华部分进行了翻译。1929年，杨贤江以“李浩吾”为笔名，出版霍尔《青年期》的中译本《青年期的心理与教育》。在《中等教育与青年问题》一文中，杨贤江强调青年期的重要性，称“青年期”为“第二诞生期”，就是借用了霍尔的观点。杨贤江认为，青年期的生理变化如身高、体重、肌肉的增长以及性的成熟，引发想象、爱情、理性等复杂心理变化，造成青年自我观念与现实环境的矛盾冲突，导致青年问题的发生。

同时，杨贤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青年问题，强调时代环境对青年人的塑造作用。对此，有些人提出质疑，称中国青年为何从前不发生问题？杨贤江指出，20世纪之前，中国的青年人即便生活在被压制的环境中，也是顺从的；他们认同传统社会的道德纲常，适应社会标准时没有明显的矛盾和冲突。而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普遍影响了青年人的生活：首先，辛亥革命前后，学生加入革命党，组织学生军，青年群体气势浩大。政治偶像推翻以后，剪发、废除旧历，青年自身的生活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其次，新文化运动期间，青年学生反对旧制度，推广白话文运动，意味着以青年学生代表的知识阶级觉醒了。再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五四运动爆发，引起全国学生空前的活跃，从此，青年好动、革新的精神完全显露出来。对于经济压迫、政治腐败、习俗束缚以及教育上的不公平现象，青年群体持续进行反抗。

尤其要强调的是，杨贤江还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性来分析青年问题产生的原因。他认为，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社会的青年问题更为严重，根本原因在于青年代表的阶级不同。在杨贤江看来，欧美国家的青年代表反抗封建贵族的资产阶级，他们取得政权后丧失革命的动力；而中国青年代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的压迫，所以必然要改造社会而进行运动。

在杨贤江开展青年问题研究之前，尤以舒新城的青年问题调查影响最大。教育家廖世承根据舒新城的调查，撰写《中学教育》一书，他把青年问题分成家庭、经济、身体、交友、学业、行为、性情及思想等七大类。然而，杨贤江认为，青年问题涵盖的内容与类型远比舒新城的调查要复杂得多。杨贤江担任《学生杂志》编辑期间，时常收到全国各地青年的来信，向杨贤江询问人生困惑，其中大部分是临近毕业的中学生。结合读者来信，杨贤江对青年问题展开调查研究，其调查范围相当广泛：北至黑龙江、南至琼州、东至上海，西至四川。调查采取自愿参与原则，因而获得的案例相对真实、可靠。杨贤江的调查对象具有一定的随机性。来信形式类似于自由访谈，表述也各具特色。杨贤江先对信件中提到的青年问题进行分类。由于案例丰富多样，他还运用举例法，在每个分类后列举一些具体问题及代表性事例。经过对访谈内容的科学处理，杨贤江最终将青年问题分为十一类：生理、家庭、社交、求学、婚姻、职业、经济、生活态度、人生观、政治见解以及常识问题。与舒新城的调查相比，杨贤江的调查增加了职业、政治见解和常识三个问题。对青年生活而言，职业、求学、择偶三个问题最为重要。杨贤江考虑到大多数调查对象面临毕业后的职业选择，虽然询问人数较少，仍将其列出，希望引起青年朋友的重视。而政治见解和常识问题多涉及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内容，如革命、主义、学生运动、共和政体等，这类政治观念的普及，有助于青年从制度层面理解自身问题的产生原因。

青年问题如何解决？杨贤江认为，应在区分青年个体性问题和社会性问题的基础上寻求解决方案。对于青年个体性问题，如生理问题、婚姻问题，杨贤江建议青年自行寻求解决办法；对于政治见解问题，杨贤江认为青年能够通过学习知识形成自己的认识；对于其他普遍性问题，如升学问题、经济问题无法逐一解决，杨贤江认为应通过改造社会找到彻底解决的方案。

杨贤江尤其强调，青年人参与社会改造运动对于摆脱自身困境的重要作用。他在调查报告中以一位青年人求学的不幸遭遇为例，指出青年的困境由万恶的社会环境造成，因此只能诉诸改造社会的运动进行解决。这一观点明显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杨贤江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诸多青年问题，要解决青年问题则必须改造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他在《中国青年之敌》一文中，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工具阐明青年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他认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是青年求学就业、恋爱结婚的最大阻碍。杨贤江告诫青年人：要反抗资本主义，必须明白社会演化的规律，即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要援助被压迫阶级，不能为统治阶级张目作恶。在这一过程中，青年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员对象。社会改造是青年群体的责任，需要通过宣传和动员实现对社会的改造。

同时，杨贤江指出青年问题普遍存在反映了中等教育的缺失。他提出“全人生指导”的教育观念，即教育者对青年的所有问题都应负有指导责任。对于如何改良中学教育，杨贤江认为，应确定中等教育的训育方针，指导青年期的身心发展，培养青年对社会改造的觉悟和能力；避免专制教育，应顺应时代潮流和遵循教育原理；为了个人健康和民族发展，应把性教育纳入中等教育范围，以解决青年的烦闷及生理问题；中等教育应有卫生和健康法的指导，注重旅行及社会化的训练；加强书写和阅读方法的指导，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注重时事教育及政治训练，共谋救国和救人的方法；实行教育及职业指导；注重团体生活的训练。杨贤江还强调，中等教育应开设社会运动指导课程，告诉青年们如何进行社会改造运动，如何宣传、训练和组织民众，谋求社会改造以解决青年问题。

作为青年问题研究的先驱，杨贤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具体研究中。他能够从青年期的特征和社会环境两个维度来认识青年问题，既关注青年群体在青年期阶段的特殊性，又强调青年参与社会改造运动的必要性。杨贤江对青年个体命运与社会发展关系的阐释，超越了同时代的学者。因此，杨贤江的研究具有开创性。他所提出的，要解决青年问题，必须改造社会，而改造社会，必须由青年来完成的观点，呼应了革命时代的主题，唤醒了青年一代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

（作者：王康，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