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文本演进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在改革开放这一伟大觉醒和伟大革命中孕育和建构起来的，从“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到“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核心命题的萌芽和确立；从“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到“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标志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轮廓的初步形成和概念的正式确立；从“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基本构建；从“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标志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全面提升。从话语指向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实的实践基础、丰富的理论源泉、深厚的历史根基、丰厚的民族底蕴，蕴涵着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坚定自信，彰显真正的“中国自信”。从发展理路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遵循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的指导思想、总体的历史任务、基本的实践规律、基本的国情依据、总体的战略布局，体现了理论渊源、理论主题、理论品质、理论基点、理论目标的一脉相承，昭示了真正的“中国问题”。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演进/话语指向/发展理路

作者简介：曹富雄，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甘肃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有一个重大课题始终悬而未决，就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演进、话语指向、发展理路的历史考察和逻辑梳理问题，实质上就是如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进行科学性的解释、历史性的反思和建构性的展望，以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1]，这就是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规则。20世纪以来，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和逻辑来看，由于东欧剧变特别是苏联解体，人们都无一例外地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希望之光投向中国。尤其是面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如何从中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和逻辑，就成为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本文要做的就是弥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应当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良性互动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提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演进问题，目的在于将其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实践的语境中，既廓清其思想的历史原貌，还原其思想的精神实质，又把握其实践的进展情况，体现其特定的问题导向意识。要想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首先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历史节点意义的文本加以考察和梳理。

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核心命题的萌芽和确立：从“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到“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萌发于“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命题无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一核心命题提出之前的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在今天看来，“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核心命题的萌芽。

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催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挫折以后，尤其是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后全局性的拨乱反正以后，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2年9月1日胜利召开，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从提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到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断，标志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核心命题的确立。

2.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轮廓的初步形成和概念的正式确立：从“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到“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轮廓的初步形成，是指从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党的十三大确认“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是从根本上破除离开现实生产力水平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的观念，彻底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各种空想的界限。为此，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围绕“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展开了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发挥并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从而“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4]。对于这一过程和结论，早在1987年10月25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这样的总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4]这也就预示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真正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真正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也就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这也就意味着，所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就是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正式确立，是指从党的十四大确认“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到党的十五大确认“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这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由前一个文本形式到后一个文本形式的转换，实际上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开始的，直到党的十五大召开，经历了20年的时间。期间，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这14年的实践，使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我国能够基本解决人民温饱并向小康迈进，究其根本原因，就是“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5]；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我国之所以在经受住国际国内重大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后，进入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新的发展阶段，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5]。由于这个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6]。从十五大的文本论述看，“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主要有四个依据：其一，“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6]；其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科学水平；其三，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做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其四，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6]。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由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概念。同时，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开创之作”，是其“最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7]。

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基本构建：从“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构建，实质上始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也就是始于党的十五大确认“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6]。理论的整体性实质上体现了历史的过程性和实践的连续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不仅贯穿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以及“两大理论成果”，而且直接以“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第二个理论成果”的形式呈现出来。如果说其第一次飞跃发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中“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4]，那么，其第二次飞跃则发生于改革开放时期，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4]。在实践中找到一条新的道路，开辟一个新的阶段，这本身就是一个新的理论体系的产生及其整体性建构的过程，这种建构绝不是理论本身的自在运动，它需要理论家们的自觉构建，更需要实践者们的自觉行动。

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构建，实质上意味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改革开放以来一切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原因作出了科学总结，党的十七大归结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8]。无论是理论体系的形成，还是理论整体性的构建，实际上都是理论家们根据一定的实践规律和思维规律，对相关实践进行的系统化、逻辑化的理论概括，其意义在于总结经验，发现规律，更好地指导实践。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问题，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第一次作出了具有建构意义的文本阐释。第一，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历史由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二，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科学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第三，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问题指向——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第四，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价值意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8]。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构建，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和实践上的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其间有三次文本的转换值得关注。

其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拓展：从“‘三个代表’要求”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如果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为开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那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则第一次拓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从“‘三个代表’要求”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文本转换再现了这一历史。

“‘三个代表’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9]281。这里涉及两个文本。第一个，是指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发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概念[9]2。第二个，是指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将“‘三个代表’要求”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即“‘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基本要求”[9]281。显然，“‘三个代表’要求”是基于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和总要求提出来的，还不具有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

思想的不断解放和实践的不断深化，必然带来理论的进一步拓展。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第一次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9]536，意味着继邓小平理论之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已经从“‘三个代表’要求”拓展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而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主动性上达到了又一个新的高度，可概括为“四个新”：一是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更好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二是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根据实际制定和实施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战略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三是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四是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在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打开了新的理论视野[10]。应当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承上启下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7]。

其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深化：从“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到“科学发展观”。显然，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形成了科学发展观”，这是在“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1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又一次拓展和深化，涉及的是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这十年间两个阶段的历史逻辑。

“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12]。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这五年的实践是十六大以来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年实践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这是“提出并贯彻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时期[8]。从文本考察中不难发现，2006年8月15日，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第一次对“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做了完整的文本表述：“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紧密结合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12]。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理论上有待于进一步的提升，这就是从“重大战略思想”提升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13]。从党的十七大到十八大，这五年实践也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年实践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阶段，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形成了科学发展观”[11]。通过对相关文本的考察发现，科学发展观深化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形成的整体性，即“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8]；二是内容的整体性，即科学发展观不仅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发展思想，而且继承和发展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思想；三是意义的整体性，即科学发展观“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做出了新的科学回答”[13]。总之，科学发展观“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13]。基于上述原因，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13]。显然，从“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到“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进一步深化。

其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发展的最新成果：从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到“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一时期，习近平紧紧围绕十八大精神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需要，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思想理论观点，回答了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其中，既有经济、政治、文化的问题，也有法治、科技、教育的问题；既有民生、民族、宗教的问题，也有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国家安全的问题，还有祖国统一、外交政策、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问题。用习近平的话语说，这些讲话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4]。

党的十九大确认“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5]，“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5]，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发展的“最新成果”。

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全面提升：从“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是围绕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主题建构起来的，并且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等多个维度得以全面提升。这里有三个文本值得关注。

其一，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两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该文本强调的是，“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8]。

其二，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第一次提升，该文本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16]，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3]。

其三，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关于“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全面提升，该文本强调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这条道路、这个理论体系、这个制度、这个文化”[17]。

由上可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全面提升，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11]。其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勇敢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11]。

总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核心命题，经历了一系列历史节点的文本演进。其中，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7]，“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承上启下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7]，科学发展观“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1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15]。这实际上意味着，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穿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发展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体现的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导向下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这就是建构性地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18]“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5]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话语指向其实就是说什么话、为什么说话的问题，体现的是话语者一定的立场观点、价值取向和问题导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指向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决定的。所谓历史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9]。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百年中国发展的命运，总是同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依靠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紧紧连在一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不仅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丰富的理论源泉，而且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厚的历史根基和丰厚的民族底色，旨在表达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坚定自信。

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实的实践基础，表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道路”的坚定自信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实的实践基础上，归结起来就是：从“艰苦探索”到“成功实践”。习近平在总结这一历史进程时曾深刻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16]。所谓“艰苦探索”，是指“毛泽东同志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20]，从而“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1]。所谓“成功实践”，一是指邓小平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指江泽民“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三是指胡锦涛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是指在以往成功实践的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11]。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表达了对“中国道路”的坚定自信，概括起来就是：从开辟了“中国道路”到坚定的“道路自信”。道路是在实践中开辟出来的，坚定的道路自信是建立在坚实的实践基础上的。所谓开辟了“中国道路”，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立足中国基本国情”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向前推进的；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向前推进的；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向前推进的；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基础上逐步向前推进的[13]。所谓坚定的“道路自信”，就是强调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应更加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15]。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指向由此产生，这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进一步坚持和拓展“中国道路”，从而为新时代更加坚定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更加可行和更加有效的实现途径。

2.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的理论源泉，表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理论”的坚定自信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的理论源泉中，归结起来就是：从“基本原则”到“鲜明特色”。习近平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曾精辟地说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14]。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2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有其科学的理论原则和鲜明的中国特色。所谓“基本原则”，强调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石，必须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必须以无产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必须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必须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必须坚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机制，等等”[21]。所谓“鲜明特色”，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既坚持了上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21]。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表达了对“中国理论”的坚定自信，概括起来就是：从形成了“中国理论”到坚定的“理论自信”。坚定的理论自信不仅有其坚实的实践基础作支撑，也有其丰富的理论源泉为依据。所谓形成了“中国理论”，是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14]，其经历了三个段落：第一，“邓小平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14]，这就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11]；第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14]，这就是不仅“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11]，而且“形成了科学发展观”[11]；第三，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看来，“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14]，这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的形势，通过总结实践、展望未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1]。所谓坚定的“理论自信”，就是强调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应更加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15]。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指向由此更加深入，这就是在坚持和拓展“中国道路”的前提下，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进一步坚持和丰富“中国理论”，从而为新时代更加坚定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更加科学和更加理性的行动指南。

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厚的历史根基，表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制度”的坚定自信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厚的历史根基中，归结起来就是：从“三次伟大飞跃”到“三个铁一般的事实”。其中，第一次“伟大飞跃”与第一个“铁一般的事实”是指：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经过长期奋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从而“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22]；第二次“伟大飞跃”与第二个“铁一般的事实”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从而“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22]；第三次“伟大飞跃”与第三个“铁一般的事实”是指：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而“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2]。如此一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1]。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表达了对“中国制度”的坚定自信，概括起来就是：从确立了“中国制度”到坚定的“制度自信”。制度自信不仅有赖于坚实的实践基础和丰富的理论源泉，也有赖于深厚的历史根基。所谓确立了“中国制度”，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14]，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第二，是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第三，是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第四，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14]。所谓坚定的“制度自信”，强调的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应更加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15]。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指向由此进一步扩展，这就是在坚持和拓展“中国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理论”的基础上，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制度”，从而为新时代更加坚定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更加成熟和更加定型的制度保障。

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蕴涵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厚的民族底色，表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文化”的坚定自信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蕴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厚的民族底色中，归结起来就是：从“传统文化”到“中国精神”。从“传统文化”的视角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基因源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它不仅凝聚着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并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而且集中体现为中华民族特有的语言习惯、文化传统、思想观念、情感认同；从“中国精神”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为了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培育和塑造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当代先进文化气息的中国精神，概括起来，“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23]。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坚定自信，概括起来就是：从发展了“中国文化”到坚定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政党、民族和国家对自己走什么样的道路、以什么样的理论作指导、建立什么样的制度的价值认同和行为自觉。所谓发展了“中国文化”，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5]。可从五个历史视角来看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文化自信：第一，中国文化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第二，中国文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第三，中国文化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第四，中国文化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第五，中国文化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24]。所谓坚定的“文化自信”，强调的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应更加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15]。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指向由此更加明了，这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在坚持和拓展“中国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理论”、坚持和完善“中国制度”的同时，进一步坚持和弘扬“中国文化”，从而为新时代更加坚定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更加强劲和更加有力的精神动力。

总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是一个极具时代性的话题。在一个很长时期内，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曾围绕“战争与革命”这样一个时代主题判断而曲折地发展着。事实上，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指向必然会发生重大转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就是在时代主题判断经历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转换之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宽广的时代视野和世界胸怀，这就是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指向。就“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而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从近代以来的一个又一个深重苦难中走出来的，不仅深切地感受到人类和平的价值，而且深深地洞察到共同发展的珍贵。因此，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早就作出的庄严承诺。就“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随着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和当代中国的巨大变革，“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25]。不仅如此，“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共同朝着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26]，这也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15]。由此一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指向越来越具有中国意蕴和世界情怀，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会在坚定的中国自信和宽广的世界胸怀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发展理路其实就是一定的话语体系按照自身的理论建构所预示的实践路径。然而，理论建构并非理论本身的自在运动，它虽然是通过理论家们自觉的理论构建去完成的，但最终只能通过实践者们自觉的实践行为去实现。说到底，发展理路所要解决的就是理论思维应遵循的逻辑规范和行动准则问题。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1]。可见，话语体系的建构是历史逻辑以理论思维的形式展开的，逻辑与历史总是相统一的。从发展理路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始终遵循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的指导思想、总体的历史任务、基本的实践规律、基本的国情依据、总体的战略布局，相应地体现了理论渊源、理论主题、理论品质、理论基点、理论目标的一脉相承，昭示了真正的“中国问题”。

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遵循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的指导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从“不忘初心”到“最新成果”，体现了理论渊源的一脉相承

20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的指导思想。历史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26]，因此，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20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始终坚定不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丝毫动摇。然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26]，而且“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26]，因此，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新的时代特点和新的实践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从而开创、坚持、发展、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遵循着从“不忘初心”到“最新成果”的发展理路，体现了理论渊源的一脉相承。所谓“不忘初心”，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26]。所谓“最新成果”，这里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20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最新成果，也就是党的十七大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总结：“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8]；二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所取得的最新成果，也就是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15]。从“不忘初心”到“最新成果”，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理论渊源。

2.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遵循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的历史任务，概括起来就是从“三大历史任务”到“四个伟大”，体现了理论主题的一脉相承

20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始终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总体的历史任务。究其原因，就在于三个“深刻认识到”：一是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二是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三是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15]。事实恰恰是，20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再到“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部曲”发展轨迹，贯穿了总体的历史任务。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遵循着从“三大历史任务”到“四个伟大”的发展理路，体现了理论主题的一脉相承。“近代以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22]。所谓“三大历史任务”，是指在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之后，为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了“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他明确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3]；2001年江泽民在纪念建党80周年大会上首次确认：这是我们党“在新的世纪”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对此，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九大，都一再作了重申。所谓“四个伟大”，实质上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总抓手，这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15]，“必须进行伟大斗争”[15]，“必须建设伟大工程”[15]，“必须推进伟大事业”[15]。“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15]。从“三大历史任务”到“四个伟大”，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理论主题。

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遵循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的实践规律，概括起来就是从“基本结论”到“九个必须坚持”，体现了理论品质的一脉相承

20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基本的实践规律。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22]。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一再表明，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共命运，才能在实践中得到发展，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20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之所以体现出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了解当代中国实际、把握当今时代特征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基本的实践规律。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遵循着从“基本结论”到“九个必须坚持”的发展理路，体现了理论品质的一脉相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发现规律而成长起来的。所谓“基本结论”，是指邓小平提出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基本结论”通常情况下称为“基本理论”，经历了从“基本理论”到“基本路线”再到“基本方略”的深化和发展，由此形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规律的“三个基本”。实践充分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15]。所谓“九个必须坚持”，是指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宝贵经验”作出了九个方面的总结[11]。从“基本结论”到“九个必须坚持”，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理论品质。

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遵循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的国情依据，概括起来就是从“主要矛盾转化”到“两个没有变”，体现了理论基点的一脉相承

国情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本依据。建党初期，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7]。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经历了长期的曲折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之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又一次深刻地体悟到：“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4]。对于我国的发展阶段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早就有了明确的回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基于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而做出的科学判断。一方面，如果“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4]。因此，必须承认，“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4]。另一方面，如果“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认识根源”[4]。因此，必须承认，“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4]。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的国情依据。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遵循着从“主要矛盾转化”到“两个没有变”的发展理路，体现了理论基点的一脉相承。所谓“主要矛盾转化”，是指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确认：“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8]，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5]。所谓“两个没有变”，强调的是虽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但这并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的应有判断：第一，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第二，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历史经验一再告诫我们，必须做到“三个牢牢”，这就是：“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15]。从“主要矛盾转化”到“两个没有变”，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理论基点。

5.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遵循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的战略布局，概括起来就是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理论目标的一脉相承

20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始终坚持把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历史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有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一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同广大人民群众的鱼水情深关系的历史。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前进，正是因为依靠了人民”[26]；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支持，也正是因为造福了人民”[26]。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始终牢记：“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11]。这种理论目标上的一脉相承，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25]。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遵循着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路，体现了理论目标的一脉相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总体的战略布局中不断向前推进的，期间经历了四个阶段：其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为“一个中心、三个坚定不移”的战略布局；其二，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从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到经济发展、政治健全、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四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其三，党的十六大以来，从“四位一体”扩展到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其中并贯穿始终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其四，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统筹推进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最终体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理论目标。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提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演进、话语指向与发展理路问题，既不是要否定原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也不是要制造现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样本，也不是要预设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模式，当然更不是要统一世界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版本，而是为了“不断回答时代和实践给我们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11]。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3.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4]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光明日报，1987-11-04(01).

[5]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18.

[6]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8-12.

[7]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J].求是，2008(7)：3-16.

[8]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07(21)：3-22.

[9]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03-07-02(02).

[11]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8-12-19(02).

[12]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06-08-16(02).

[1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光明日报，2012-11-18(01).

[14]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N].光明日报，2013-01-06(01).

[1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光明日报，2017-10-28(01).

[16]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2-11-19(02).

[17]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17年10月24日通过)[N].光明日报，2017-10-29(01).

[18]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08-12-19(01).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20]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3-12-27(02).

[21]习近平.在新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N].光明日报，2008-03-02(01).

[22]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8-05-05(02).

[23]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3-03-18(01).

[24]习近平.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光明日报，2018-01-06(01).

[25]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6-10-22(02).

[2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6-07-02(02).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