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马克思是在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后转向政治经济研究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经典表述，并且明确指出，这是指导他的政治经济研究的“总的结果”。正是由于马克思把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运用于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从而超越了英国法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实现了政治经济的革命。无须赘言，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一切社会问题研究的一般的、普遍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所当然必须坚持贯彻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理解《资本论》的理论成果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指导地位和作用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在《资本论》中，方法论和理论是融为一体的，是不能分割开来理解的。脱离开《资本论》的理论内容而孤立地、片面地强调马克思经济方法论的指导地位和作用，无异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替代了马克思经济，显然是不科学的、不正确的。不仅如此，事实上，《资本论》是由研究对象、基本立场、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一系列范畴和原理、叙述方法（即逻辑）等各方面理论成果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因此，坚持以马克思经济为指导，除了必须坚持贯彻和体现在《资本论》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之外，还需要科学对待《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基本立场、研究目的、基本范畴、基本理论、逻辑方法等各个方面理论成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关系。我们认为，坚持和继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资本论》的各个方面的理论成果，既是以马克思经济为指导的完整涵义和具体方法，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途径，而这一点也恰好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

　　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同，马克思主义公开承认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价值观。马克思思想发展史表明，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就确立了崇高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从而为后来成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但马克思并非天然就是一个无产阶级思想家和革命家，他是在深入研究了社会历史和现实，发现了阶级斗争规律和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之后，才更加自觉地站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立场上来的。在马克思那里，科学理论的发现对于他的阶级立场和价值观的确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科学家的一面同革命家的一面是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

　　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始终一贯的阶级立场与价值观。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必须自觉地坚持和继承体现在《资本论》中的阶级立场和价值观，坚持科学性与阶级立场的有机统一。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只能是一种为人民服务的经济，而不是为资本服务的经济。当然，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资本，出于为人民服务的最终目的和利用资本的现实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资本理论。

　　《资本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的历史局限性，指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被更高级的社会生产方式（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的历史趋势，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正是在《资本论》的核心理论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只有坚持和继承《资本论》的核心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才具有理论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相反，如果怀疑甚至否定《资本论》的核心理论和科学结论，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这一概念都无从谈起，更遑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体系了。

　　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创造新概念是科学发展的表现和结果，对于已有概念或范畴进行重新定义，也是科学发展的重要表现，都是“术语的革命”。例如，在西方古代哲学中，“原子”表示世界的基本单元，它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哲学范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于“原子”的认识不断深化，从而赋予这一术语不同层次的内涵。在化学中，“原子”是指化学反应中的最小单位；在经典物理学中，“原子”指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的结构体；随着基本粒子物理学的发展，人们对于“原子”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尽管如此，“原子”这个概念依然被使用，并没有因为科学的发展而被废弃。在经济的发展中也有同样的现象，例如，古典经济家提出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价值、工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等一系列术语和概念，但对这些术语和概念及其关系的理解往往是不科学的，马克思继承了这些术语和概念，并赋予它们新的涵义，使它们成为科学的政治经济范畴。继承已有的学术术语，并进行重新定义，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阶级立场和价值观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它们的研究目的在本质上也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在理论任务上的重要差别。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是这种实践的理论产物；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承担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的重要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与《资本论》在研究目的和理论任务上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具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像《资本论》一样，首先要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还必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服务。

　　我们还要看到，《资本论》以英国资本主义作为“典型例证”，并且在理论上将它作为一种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与此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考察对象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动，而不是成熟的或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由于在客观上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某些规律在初级阶段有可能表现得还不是十分充分，因此，不能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完全像《资本论》那样，只是揭示经济规律，而是必须在揭示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发展，也就是在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进而提出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建设性对策主张。只有把揭示规律、分析矛盾和问题、提出建设性主张等三个方面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才能体现出科学性、现实性与建设性的有机统一，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明确为它的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和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过程，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动一般规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研究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即通过对具体国家的经济运动的考察和研究，进而揭示出一定社会形态的一般经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