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之一，突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鲜明的制度特性，内蕴深刻的制度逻辑和制度规律，对于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既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成果的制度转化，又着眼于超越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制度创新，更着眼于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世界难题的制度应答，以整体性、治理性、先进性的制度改革和创新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关键词】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

【作者简介】田鹏颖，男，东北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辽宁  沈阳  110167）。

【原文出处】《求索》（长沙），2025.1.1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蕴涵和世界观研究”（项目编号：24&D025）。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必须遵循“六个坚持”的重大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制度建设是推动各领域实现变革重塑的根本保证，也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的必然要求。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把“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之一，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开辟以“中国之制”迈向“中国之治”的新境界，实现国家治理效能新提升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

从根本上而言，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版、创新版。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不仅创造了一系列内涵丰富的重大理论成果，而且催生了卓有成效的制度成果。这个制度成果是理论成果的转化形态、实现形态、巩固形态。

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大势。现代化作为一种体现人类文明趋势的国际潮流，其本身就是昭彰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人类社会向更高文明形态跃迁的必由之路。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价值指向，无论各民族和国家在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水平、政治形态结构以及社会制度方面存在何种差异，均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现代化的浪潮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一场深刻、剧烈而又无可避免的革命性变革，是一场漫长而又充满挑战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过程。

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现代化是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的漫长过程。人类社会发展初期，囿于地理位置、地形地貌、交通工具等客观条件限制，各国家、民族之间处于封闭落后、孤立发展的历史状态中。15-17世纪，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的蓬勃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幅提升，为了解决“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①。世界各国各民族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消解，彼此之间的交往成为一种普遍样态，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彼此依存、相互依赖的局面，以往“偏安一隅”的民族历史必将走向世界，以文明进步为目标导向的现代化必然伴随全球的普遍交往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叙事新主题。

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现代化道路是多元多样的历史选择。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更没有普遍适用的道路模式，各民族在经济基础、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生态条件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深刻影响了其发展道路的选择。这些差异决定了各自的发展路径在实践中呈现出鲜明的具体性、独特的历史性以及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列宁曾深刻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②

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现代化的崇高目标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类走向现代化道路的过程史，本质上就是人的自由不断扩大的发展史。正如马克思所言，“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③。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作出重要论证。他根据自然、社会等客观历史条件，将人的发展分为相互联系的三大阶段，分别是“人之依赖”阶段，此阶段个体完全依附于自然界，生产力水平低下，无法作为个体而独立存在；“人之独立但被物所奴役”阶段，此阶段由于生产力的成倍增长和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个体之间的物质交换需求与日俱增；“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阶段，此阶段个体发展达到理想状态，超越了“人的依赖性”和“物的依赖性”，真正获得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阶段下，马克思前瞻性地预测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状态，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④。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发展，马克思丰富而深邃的现代化理论在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已经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也形成了一系列制度成果。

人类社会从野蛮迈向文明、从传统迈向现代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符合共产主义的未来方向。马克思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⑤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对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型、从传统专制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跨越，以及从传统精英文化向现代大众文化的全面变革，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的历史性转变，经济制度转型、政治体制变革、文化体制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完善等相互作用，呈现了色彩斑斓的现代化景象。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文明多元存在、多样发展，各种社会制度既交流互鉴又角逐竞争，构成多元共进的政治多极化发展大势。在这一大变局中，制度现代化成为不同国家、民族发展的关键要素。新时代中国之所以充满生机、富有活力，走在时代前列，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高度，深切关怀中华文明未来，深邃思索世界文明发展前景，统筹激活中华文明新活力，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其核心推动不同文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⑥，从而彰显中国制度的现代文明品格与魅力。

历史和实践证明，人类文明正是在文化多样性的交流、融汇中不断前进，要理性看待“他山之石”的重要价值，培育不同制度文明在多向互动中取长补短、择善而从、互促共进，提升人类制度文明整体水平。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植根中国大地和积极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成果的伟大创造，科学完备、有效管用，为中国式现代化稳步前行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目标引领，持之以恒地把深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任务，不断加强顶层设计，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切切实实把制度现代化渗透于现代化建设的各领域、全过程，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提供了制度支撑和制度动力。由此可见，现代化正是以制度现代化为目标导向的历史必然阶段。

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由其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国情不同，现代化途径也会不同。”⑦西方制度体系和治理模式不是唯一方案，照搬照抄他国制度很有可能葬送国家的未来。习近平指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⑧。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靠着“飞来峰”式的制度走上成功的道路，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离开了适宜的生存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立足本国，打破了对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路径依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制度，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制度标志是现代文明的鲜明标志，制度竞争是现代文明的强有力竞争。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不仅仅体现在理论上、观念上，更在于发挥历史主动，进行制度创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以巩固、捍卫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

（一）西方现代化的先在性和先进性

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代表着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工业革命是西方现代化历程的起始标识，引发了人类社会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等方面的深刻变革，从根本上推动整个世界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社会凭借着现代化的历史成果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⑨，并曾一度对世界其他地区、其他文明起着支配和“示范”作用。西方现代性确实因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先在性、先进性事实，标注了人类现代化的历史性进步。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普照的光”或“特殊的以太”，显现出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西方文明进步的革命性作用，这也成为西方自证引领现代化历史潮流的有力证据。马克思历史唯物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功绩所在：“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⑩“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⑾“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⑿资本主义现代化引发文明形态的变革就是资本的文明向度所呈现出来的积极效应，推动“手推磨”逐渐让位于“蒸汽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标志人类向机器大工业阶段的过渡；推动资产阶级凭借着工业革命带来的强大经济实力，将旧统治阶级“排挤到后面去了”；推动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极大改变，加速了人类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

与此同时，西方现代化在资本本位“逐利”特性的影响下，必然伴随着裹挟并同化世界空间的占有冲动，“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⒀。西方现代化所构造的思想大厦，要求在经济上保护自由竞争、等价交换，政治上追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并要求有配套的法律制度为社会运行服务。可以说，西方现代化确立了理性在人间的至高原则，历史地推进了人的现代特征（自主性）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由是观之，西方现代化成为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催化剂，在空间维度上满足了世界市场的扩张需求，使得跨国家、跨民族、跨区域的交往成为可能，加速了世界现代化的文明进程。

（二）西方现代化让人类文明蒙尘

毋庸置疑，西方现代化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现代文明。但由于西方现代化从资本主义中萌芽，不可避免地带有剥削性、霸权性、扩张性的色彩，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全面异化、自然环境恶化、国际社会矛盾加剧。西方现代化所呈现的现实景象，“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⒁。换言之，西方现代化并没有完全沿着资本的文明面向发展，而是逐渐暴露出尖锐的矛盾以及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阻碍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发展。

首先，西方现代化实现了对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建构了以工业文明为核心的“文明范式”，但是这种现代化范式受到资本逻辑的裹挟，其根本上是为了满足对利益无限增殖的内在驱动，决定了其难以跳出私有制为前提的现代化魔咒。马克思曾指明，资本逻辑下，一切社会关系都被简化和物化为冷酷无情的金钱交易。在这种关系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不再建立在直接的社会联系或情感纽带上，而是完全被经济利益和货币所主导。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人被资本家视作用来获取剩余价值的“劳动机器”，成为资本的附属品，只有在作为物的存在方式进行物质利益交换时才能凸显自身的价值。恩格斯批判这种行为说：“资产者为了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认为自己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钱袋。”⒂资产阶级追逐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决定了资本家必然要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式加快资本积累。在这一过程中，工人被无情地抽象统治，逐渐丧失了主体性与自反性、沦为“单向度的人”。卢梭站在时代潮流深刻剖析了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和道德困境，认为科学与美德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尽管工业文明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正是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的奴役性、掠夺性本质特征深刻制约了西方现代化进程。这种特质也决定了西方现代化难以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局限性与制度性困境。

其次，西方现代化受资本逻辑的主导，将人（主体）的利益置于自然（世界）之上，把自然视为纯粹被动和机械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为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工业革命开启了人与自然对立冲突的历史，一味无序、无限、无度地攫取自然资源，凭借自身的需求随意改造自然界，破坏了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关系，致使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海洋污染、森林锐减、物种灭绝等生态危机不断出现。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意味着占有、开发、使用更多的空间、资源，这使得人与自然在生存层面上陷入了主客体对立的分裂状态，形成了物我彼此割裂的历史局面。

最后，西方现代化以“零和博弈”的霸权思维为主导，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主张“西方中心主义”的交往原则，将自身的发展建立在殖民或掠夺其他国家、民族的痛苦之上。对于西方现代化而言，全球南方现代化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产地”，因而通过军事侵略、不平等贸易、政治暴力、意识形态输出等手段有针对性地打压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在这种充满随意性、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因素的世界格局中，现代社会逐渐成为风险社会和“失控的世界”，阻碍了世界现代化的文明进程。

可见，西方曾是现代化的先行者，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导致其所标榜的现代化模式无法成为通向现代化的唯一道路。西方现代化以现代化之名行反现代化之实的本质蕴含着“自我”消亡的必然因素，叙说着自身遍布“灰色”危机的客观事实，让人类文明蒙尘。

（三）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在于制度超越

无可否认，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地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这里有理念超越、理论超越，但更根本的也更具有决定性的超越是制度超越。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方现代化开启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极为辉煌”的时期，孕育并推动了“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⒃，将资本主义社会推向更为发达、更为进步的“文明社会”。但是，西方现代化也难以逃脱“盛极而衰”的历史铁律。历史唯物主义以宽广的历史视野，戳穿了西方现代化徒有其表的进步叙事和文明神话，甄别出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积累的双重性。一方面，资本积累过程集中体现为财富的巨大增长，财富在资本家手中不断积累；另一面却是贫困、劳动的压迫、奴役的状态，甚至是无知、野蛮和道德腐化的逐渐加剧。这种积累不仅仅局限于物质财富，它还涉及普通劳动者的苦难与退化。人类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引领世界现代化发展迈向壮阔前景。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理性地剥离西方现代化的消极因素，坚持“两个结合”，成功探索出一条深深扎根于中国土地、体现中国人民意愿，并且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独特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结构性要素限制，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人类文明发展之路作出了创造性回答。

我们党基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现实国情，不仅成功创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而且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向制度的转化。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进程中，始终非常重视制度的创新发展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⒄，是不断自我完善的制度体系，它不是一成不变、僵化停滞的教条，而是随着形势发展变化的制度体系，是源源不断的“活水”。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必然荆棘丛生、充满坎坷，这就需要我们在保持制度稳定性的同时，继续加强制度创新，确保制度建设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以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解决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世界难题，有理论的办法，有政策的办法，有行政命令的办法。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我们不难发现，解决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世界难题的根本办法，就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征途上，通过制度建设、制度巩固，让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国家治理适应社会发展，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史上的伟大创举

审视中国式现代化可以发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新叙事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写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最好证明。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⒅中国式现代化在准确把握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和实施系统、协调的战略，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多个领域协调发展，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现实需要相契合的伟大成就，它不同于人类以往的文明创造，是人类文明史上又一轮壮丽的日出。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现代化定于一尊的神话。“现代化=西方化”的宿命迷雾萦绕在近300年的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⒆中国式现代化向世界宣告“照西方的样子改造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西方中心论”已经破产，向世界揭示了发展中国家“走自己的路”才是唯一正道。中国式现代化重构资本与人民的逻辑关系、高扬进步与正义的双重价值、冲破中心与边缘的传统格局、重塑物质和精神的内在张力关系、重建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蕴含着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内在价值，给那些正处于分裂动荡、经济停滞、政治腐败中的国家和人民提供了重要启迪，打破了西方现代化是唯一模式的神话。

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探索更理想的社会制度提供了新范式。从制度化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巩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以制度现代化为目标导向的改革创新，开始探索于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日臻完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一定意义上讲，科学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是保证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不断向前推进的“定海神针”。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在内的一整套制度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稳步前行提供坚强制度保证。”⒇在“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时代背景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不仅以“中国之制”应对“时代之变”，而且以“中国之制”解决“世界难题”，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了新范例。

中国式现代化为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承继中华民族“天人合一”“敬畏生命”“取用有节”等生态自然观，强调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体，开辟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理路。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具有先在性和本原地位，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存在状况，制约着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是人类永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铲除了滋生生态异化的土壤，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通过“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之间的良性互动，达致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的新境界。当前，人类对自然和生命更加敬畏，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理念逐渐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共同认知和行动指南。中国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开展绿色发展多边国际合作，携手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为重振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中国的场域中造福世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和方向，打破西方现代化的从属模式，高扬人类立场和天下情怀，秉持交流互鉴、共商共建、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主张建设和平友好、繁荣兴旺、生机盎然的世界，努力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各国人民。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关键时期，中国倡导并不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促进不同社会制度、经济水平、历史文化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中实现平等对话、合作共赢、责任共担的伙伴关系。中国先后发起“三大倡议”，旗帜鲜明地倡导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践行多边主义稳定国际秩序，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的全球发展愿景，赢得了诸多国家和人民的广泛赞誉。

（二）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世界难题和世纪难题

纵观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宏伟蓝图，肩负着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同时也是具体的推进过程，体现为社会每个方面、每个领域的发展和进步。一个现实问题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探索性事业，绝不会一帆风顺，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系列世界性难题和世纪性挑战。从根本上讲，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向实践转化、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对象化、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目标顺利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战略部署如期如愿等，都是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世界难题和世纪难题，必须通过制度创立、制度完善、制度巩固等加以解决。

中国式现代化面临两极分化的世界难题和世纪难题。处理好两极分化是世界难题、世纪难题。西方现代化极端追求效率，导致社会分化严重。资本的本性和使命是追求增殖，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效率。但财富不归劳动者所有，而归人格化的资本所有。中国式现代化既要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又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人类现代化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难题。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可以发现，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间的分配差距，确保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为解决两极分化难题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社会主义制度定型的世界难题和世纪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是在“两个结合”中不断成熟与完善的动态发展过程，需要不断地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值得注意的是，若未能妥善处理社会主义制度定型的难题，将导致价值导向与利益导向背道而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本着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科学态度，吸收借鉴其他制度文明成果的长处，扎实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韧性，有效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

中国式现代化面临“强者必霸”的世界难题和世纪难题。当今时代仍处于马克思所指明的世界历史不断深化拓展的时代，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向前推进。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然而一些老牌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囿于资本逻辑的浅薄思维，仍然奉行零和博弈思维、霸权主义思维，妄图建构经济与技术的新殖民形态，这不仅无助于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回答“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历史之问、世界之问，反倒给人类发展的现代化前景蒙上了灰暗阴影。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时至今日，仍有部分持霸权主义的国家依靠传统优势地位和霸权掌控着国际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和话语体系，时刻削弱着南方国家的发展权利，谋求世界霸权。这种以强权为主导、先发型国家的现代化无不建立在“血与火”的基础之上，给世界上那些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特别是探索符合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构成了重大阻碍和威胁。

（三）中国式现代化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变为现实

习近平指出：“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根本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21）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科学规划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改革方向、改革价值、改革方式方法，旨在化解社会矛盾、优化体制机制、防范重大风险，为中国式现代化在制度层面保驾护航。

制度建设不仅是现代化的根本性工程，也是国泰民安的发展基石，更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把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改革目标”，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主轴”，一以贯之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有力有序地解决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重要领域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一系列原创性、时代性、指导性的创制性举措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规律、优势效能、演进方向的根本认识，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先进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已经基本成熟定型，展现出与中国国情、时代发展要求相契合的制度样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固化不变，恰恰相反，它需要根据时代条件变化向更完美与卓越的状态修缮其身。正如习近平所言：“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动态过程，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已有制度需要不断健全，新领域新实践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22）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紧围绕制度建设这条主线，不断加强顶层设计，增强各领域制度的衔接性，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激发制度的协同效能，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效能，增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要遵循制度建设规律，确保制度执行有力、落地见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执行好、维护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其内在生命力、优越性充分昭彰，不断以“中国之制”新优势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由此可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就是对中国现存制度、体制、机制进行深刻变革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前提下，通过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和治理效能。因此，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否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直接关乎改革的方向是否正确、改革的目的是否明确、改革的成效如何检验等重大问题。具体而言，以制度建设为主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关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成果能否转化为制度成果，从而让最新理论成果得以巩固；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超越能否持久，从而真正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失；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之问”的历史性应答，从而为世界南方现代化提供中国智慧和制度文明镜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许多新内涵和新特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制度建设的分量更重、意义更大。改革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和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要求更高，对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的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必须集中全党智慧和力量把制度问题解决好，从而为进一步深化改革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扫清障碍。

总之，社会制度是一个复杂系统，与国家民族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联系，这就需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兼顾，综合施策。社会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重要结晶，蕴含着人类现代制度文明的中国智慧，释放着人类治理理念的中国方案。新时代新征程，只有充分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战略性有利条件，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才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坚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1-52、595页。

⑦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求是》2023年第16期。

⑧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求是》2024年第4期。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页。

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页。

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9页。

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7-928页。

⒄习近平：《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求是》2019年第23期。

⒅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14页。

⒆习近平：《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

⒇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求是》2023年第11期。

（2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49页。

（22）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求是》2024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