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汲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而孕育出的理论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探寻—借鉴—超越”的百余年探索结出的实践果实，体现出继承性与发展性相统一、自主性与开放性相统一、借鉴性与超越性相统一、全面性与协调性相统一、人民性与人类性相统一的辨证特性。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立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这一新的时代方位，继续开拓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遵循正确的原则导向、不断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活力、不断构建完善社会发展体系上下功夫。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逻辑；辩证特性；推进路径；发展体系

【作者简介】徐国亮，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601mp3@163.com；胡玉翠（通讯作者），山东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讲师，法学博士，huyucui@sdu.edu.cn（济南  250100）。

【原文出处】《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济南），2024.6.24～35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新时代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建设研究”（21DK-SJ03）。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③。立足新的时代征程，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在理论维度上系统阐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逻辑和辩证特性，从实践向度上给出进一步深化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有着深厚的基础积淀，其本质上是理论逻辑、文化逻辑与实践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理论逻辑指向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源泉，文化逻辑指向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文化渊源，实践逻辑指向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实践基础。

（一）理论逻辑：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之所以能够生成，根本原因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基础的。第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人类历史才从民族历史真正转向“世界历史”，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④。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和资本日益全球化，各个国家的联系日益密切，全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探索，正是在民族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时代大背景下，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互动的历史场域中展开和生成的”⑤。第二，马克思对不同历史时期东方国家发展的历史背景、时代条件、社会状况等问题进行了综合考察和分析，指出了东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可能性恰恰在于走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不可能性。并且，马克思还指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在带给他“过多的荣誉”的同时，也给他带来“过多的羞辱”⑥。这意味着各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的差异，以及时代的发展变迁，决定了不可能存在普遍适用的现代化统一模式，也“不可能产生‘全盘西化’的齐一性、均质化的世界文明图景”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样，“中国人民的成功实践昭示世人，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⑧。第三，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端。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使人们突破了“地方性发展”，“比先前更自由些”，但这种自由实质上只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⑨，并且尚未彻底消灭阶级斗争，反而使阶级斗争日益激烈化。这实质上指明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选择中的非普遍性。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世界历史、东方国家发展、西方现代化等命题深入探讨和综合考察时，阐述了现代化的相关论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化理论，这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生成的理论基础”⑩。

（二）文化逻辑：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浸润滋养

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内源文化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葆青春的精神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内在联系。第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一统”的国家观。中国自古就是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多民族一体的国家，这既得益于独特的地理环境，更重要的是中国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体制和治理传统。“‘大一统’的国家观与‘生生’‘厚生’的繁育观以及‘民为邦本’的理念一起，为中国成为广土众民的文明国家奠定了基础。”⑿第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生观和分配观。共同富裕理念既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的“均无贫”思想以及“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管子·牧民》）“贫富无度则失”（《管子·五辅》）的“富民裕民”思想相遥契，也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相贯通。第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心物协调”的社会观。无论是管仲提出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史记·管晏列传》），还是孔子强调的治理百姓要“庶之”“富之”“教之”（《论语·子路》），都是主张在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推行礼仪教化，不断提升人们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可以说，“传统文化对‘心物’关系的态度构成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理念支撑”⒀。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中国古代的先贤哲人历来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孟子就曾指出，“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也提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荀子·王制》），这都是在强调尊重自然规律，善待自然的重要性。到了宋代，作为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张载更是主张“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从而明确表达了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以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思想。第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从《尚书》“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的和合理念，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的大同理想到明成祖朱棣“一视同仁，共享太平”（《北征记》）的外交政策，再到郑和七次下西洋，古人先贤的嘉言懿行无疑最本真地诠释了世界各国和平相处的美好愿景。

另一方面，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的外源文化借鉴。自古以来，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首先源自哪个地域，根植于哪块土壤，其生成发展都“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⒁，这是文明传播和文化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亦是在充分消化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生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⒂。事实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就曾先后尝试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试图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之问”。从洋务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到维新派、革命派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再到新文化运动借鉴西方思想文化，无不是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试图借鉴西方现代化成果以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努力和尝试。十月革命以后，开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更是以开放的姿态和宽广的胸襟“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注重吸收借鉴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有益经验和积极成果，从而开辟了现代化发展的新境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在新时代展现出深厚的发展潜力与远大的发展前景，关键在于党始终以开放态度学习西方现代化的优秀成果，并按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批判吸收其经验与教训，从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弯路。通过借鉴西方现代化成功经验，让后发现代化国家有可能实现‘越位赶超’，在某些发展领域实现从‘跟跑’向‘并跑’再到‘领跑’的转变。”⒃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创离不开对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借鉴。

（三）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道路的百余年探索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就是一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形成、发展史。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高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并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人民命运、同中国现代化命运的内在逻辑关系认知的自觉”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开启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因此，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仅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而斗争，而且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如何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是摆在当时中国人民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面对“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⒅的残酷现实，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具体实际，不仅制定了“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明确提出了建设“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⒆的战略目标，从而实现了近代以来最广泛且深刻的社会变革，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命题，用“小康之家”的概念对中国现代化目标进行了新的定位，并明确提出“三步走”的递进式战略部署。进入21世纪，我们党结合新的时代背景，继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完善发展了“新三步走”战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强调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⒇。2007年，党的十七大在十六大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21），以此为指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步入“快车道”，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上，系统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作出了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决策部署，从而实现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22），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23）。

理论基础、文化渊源与实践探索的三重生成逻辑使得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具独特的发展特征，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并呈现出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辩证特性。

（一）从理论基础层面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体现了继承性与发展性的辩证统一

继承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继承的必然要求，如果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发展，如果只注重继承不注重发展就会陷入止步不前的窠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当代出场，关键就在于注重理论的继承性，找到了科学的理论指导，而这一理论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依循解构与建构的内在逻辑，在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现代化固有弊端和历史暂时性的基础上，指明了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所取代的必然性，对人类实现现代化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同时，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东方国家的社会状况、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进行了系统分析，指出东方国家可以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从而为东方国家开创现代化道路指明了方向。毋庸讳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正是由于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特别是蕴含其中的人民性立场、生态理念以及未来社会的构想等理论，如果没有这些科学理论作为总根据和纲领，就不可能促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注重继承性的同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不断延展创新，从而呈现出鲜明的发展性。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明确指出要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农业和手工业“朝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2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理论，初步搭建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框架。以此为基础，邓小平正式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并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25），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创新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际，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四个现代化”的内涵，拓展了对现代化的理性认识，而且擘画了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蓝图，形成了“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26）。这些无疑最本真地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创新性发展。可以说，理论根基上继承性与发展性的辩证统一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最鲜明特征。

（二）从实践运行层面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再版，体现了开放性和自主性的辩证统一

开放性与自主性是内在统一的辩证关系，只有开放性而没有自主性就会失去方向，只有自主性而没有开放性就容易陷入自我封闭的窠臼。众所周知，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迈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这无疑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借鉴，但现代化本身却并没有定于一尊的形式和程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无疑充分吸收借鉴了苏联模式的经验，但更为关键的在于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不简单地套用和搬用苏联模式，不做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再版，而是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彰显中国气派的现代化道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缺乏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经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固步自封、自说白话，而是以开放包容的姿态积极向苏联学习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毛泽东明确提出“向苏联学习”，认为在农业和工业现代化上应该向苏联学习。在这一理念指引下，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政策，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和农业现代化进程。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27）进入21世纪，江泽民强调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不断丰富对外开放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28）。

当然，在注重吸收苏联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十分注重汲取苏联现代化建设的失败教训。面对苏联现代化建设中的失误和缺陷，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29），因为相较于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更值得注意。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亦十分注重吸取苏联的失败教训，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否则就“可能遇到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30）。这鲜明地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放性。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调开放性、包容性，但绝不意味着其就是盲从的、照搬照抄的，恰恰相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突出的“中国式”自主性，做到了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始终将现代化建设的立场、方向和目标等要素的决定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早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毛泽东就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31），强调不能照搬苏联经验，只能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32）。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更是明确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33）。江泽民进一步强调，“不能依靠别人搞建设”，要“始终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34）。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35）。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36），“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37）。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由于始终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才避免了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实践的再版。总之，坚持开放性和自主性相统一，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又一基本特征。

（三）从比较发展层面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西方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体现了借鉴性和超越性的辩证统一

借鉴性是前提，超越性是关键，超越性离不开借鉴性的奠基，借鉴性的归宿指向超越性。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绝非人类现代化道路之唯一、之完成，而只是“基于西方历史文化的独特的现代化道路”（38），是现代化道路之一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既充分吸收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成果，又在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端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它的根本性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不是随心所欲和在自己选择的条件下开辟的，也不是天外来物、凭空形成的，而是在吸收借鉴直接遇到的、既定的和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经验的基础上真正出场的，其中就包括对西方现代化建设积极成果的借鉴吸收。早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阶段，毛泽东就意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在经营方式、生产方式以及技术研发方面的优势，明确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辩证地分析“外国的东西”，并指出坚决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制度和思想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39）。邓小平也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40）。进入21世纪，江泽民指出，“必须打开大门搞建设……把开拓国内市场、利用国内资源同开拓国际市场、利用国外资源结合起来”（41）。新时代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与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42）。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离不开对西方现代化在生产力变革、科技创新以及思想文化方面优秀成果的借鉴。

虽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重借鉴吸收西方现代化的经验，但绝不是跟在其后边亦步亦趋，满足于做西方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在充分利用资本的基础上，规避了西方现代化的弊端”（43），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从而又具有了鲜明的超越性。例如，在发展模式上，“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我国的现代化则“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44）；在发展逻辑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依循的是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的人本逻辑，这与西方现代化遵循的以逐利性、扩张性和增殖性为本质规定的资本逻辑存在原则上的根本差别；在发展思维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秉承“增量思维”与“和平思维”，致力于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为构建共同繁荣的全球现代化图景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所固守的“零和博弈”思维与“国强必霸”思维。一言以蔽之，注重吸收西方现代化发展经验的借鉴性与不做国外现代化发展翻版的超越性的内在统一，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

（四）从具体内容层面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避免了西方现代化要素片面失调的发展路径，体现了全面性和协调性的辩证统一

全面性与协调性彼此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全面性注重强调系统内部各个要素的完整性，协调性强调系统内部各个要素的有机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过度注重利益因而缺乏全面性和主张先污染后治理、先发展后提升因而缺乏协调性的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它不是单一、片面和断裂的现代化，而是共同富裕、和平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从而在具体内容上呈现出全面性和协调性相统一的鲜明特点。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强调全面性。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45）。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某个领域单兵突进的现代化，而是各个领域齐头并进的现代化，既注重协调推动实现工业、农业、技术、生态、国防和教育现代化，又善于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部署。新时代以来，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困难风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各个领域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从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重协调性，既注重经济与政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人类与自然、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协调性，又注重缩小城乡、区域和社会阶层间的差距，从而通过各个要素间的协调联动实现整体效能的最大发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46）。例如，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注重二者的均衡发展。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深刻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47）。“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成为我们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原则，从而在促进物质财富极大增长的同时，有效提升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水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秉持“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理念，不懈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促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和生命共同体建设，从而打开了人与自然相处的正确方式，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快速发展。

（五）从价值目标层面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以少数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体现了人民性和人类性的辩证统一

与西方现代化追求资本无限增殖的价值目标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其根本旨趣在于实现人民幸福和人类和平，这充分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民性与人类性相统一的特征。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突出的人民性。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依靠人民主体力量实现的现代化。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8）。江泽民指出，“人民是我们事业发展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49）。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50）。纵观党的百余年探索历程不难发现，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都紧紧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和发动群众。也正是基于此，中国才成功克服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实现了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人民幸福的现代化。在现代化建设的百余年探索过程中，为人民谋幸福始终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单独式扶贫和救济式扶贫，到改革开放后的开发式、造血式扶贫，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消除绝对贫困、推进共同富裕、实现现代化建设成果的共享，充分彰显出党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担当和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人民幸福的价值追求。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鲜明的人类性。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人类和平愿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不是凭借武力和战争崛起的现代化，也不是霸权和强权主义的现代化，而是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5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对外工作必须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52）。“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追求和平、维护和平的最好明证。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引领世界发展方向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超越了以单向度资本逻辑为本质规定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又超越了以高度集中为核心的苏联模式，成功开启了一条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的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53）。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理论、文化和实践三重逻辑共同奠基的结果并呈现出鲜明的辩证特性。迈入新的征程，继续开拓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遵循正确的原则导向、不断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活力、不断构建完善社会发展体系上下功夫。

（一）在不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上下功夫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最大优势和根本动力，离开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54）。因此，继续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不断强化党的领导。

一方面，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既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思想、政治、组织、纪律等党内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要把党的领导深入到教育、科技、民生、医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还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各个环节和全部过程，确保党能够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与此同时，要注重优化党的全面领导方式，统筹考虑“领导方式的运用场景，确保在各项工作的全过程中贯彻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全面领导转化为工作动力”（55）。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确保党的领导力量的发挥，也才能汇聚起磅礴伟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深化与开拓。

另一方面，要不断强化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56）。为此，必须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魄力进行自我革命，清除一切党内毒瘤和安全隐患，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与此同时，还要注重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建设，不断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和组织战斗力，确保党始终站在时代最前列、扎根于人民中间，发挥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作用。

（二）在坚持和遵循正确的原则导向上下功夫

原则提供遵循，原则昭示方向。立足新的时代境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坚持正确的原则指导。

一方面，要立足中国具体实际，不忘本来。一是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要从中国社会状况的实际出发，从党自身力量的实际出发，既要看到党的建设、社会建设和国家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发生的巨大变化，也要充分认识到党自身能力尚有不足、社会不和谐声音仍在、基本国情未变的基本事实，从而做到实事求是、循序渐进。二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绝不能依附别国、模仿他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57）。三是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中国大地、体现人民期盼、适应时代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光辉旗帜和正确道路”（5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国家的长期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59）。为此，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持道不变、志不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60）。

另一方面，要放眼世界，吸收外来。一是要注重吸收外来经验。“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61）为此，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同时，也要善于学习借鉴和消化吸收西方现代化的积极经验与有益成果，并在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做到为我所用，从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鲜活动力。二是要为全球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理应彰显中国形象、体现中国担当，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上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因此，要“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62）。总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发展，“要虚心学习国外有益经验，取长补短、择善而从，树立世界眼光，将中国发展、中国利益与世界发展、全人类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做到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与推动世界发展进步的有机统一”（63）。

（三）在坚持激发人民群众主体活力上下功夫

第一，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凝聚主体力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64）。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要始终把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摆在首位，着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65）。具体而言，既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通过建立健全就业支持体系和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66），也要健全多层次、宽领域、可持续、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还要努力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67），切实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与此同时，要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68）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各领域，在落实落细共同富裕的总体性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的同时，坚持两手抓、两手硬，促进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同频共进，尤其是要注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产出多样化、高质量的优秀文化产品，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提供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第二，要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集中群众智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推进者。深化和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始终相信人民、尊重人民，也要善于向人民群众学习，最大限度地汲取人民群众的智慧，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形成强大的主体合力。因此，“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同时，要积极“拓展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69），从而激发人民群众的热情、智慧和能量，不断用群众智慧赋能中国式现代化。

（四）在坚持不断建构完善社会发展体系上下功夫

第一，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是要立足新发展阶段，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按照高质量、高效益的原则推动传统制造业换代升级，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70）。二是要促使创新要素资源不断向企业集聚，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具体而言，就是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71），从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科技赋能。三是要深化教育、科技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大力培养具备专业知识素养的科技人才，推动科技创新力量、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建制化、协同化，从而激发科技人才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二，建构自信自强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体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建构自信自强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体系，“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72），增强精神力量。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73）。二是要大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三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要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时代主题开展文艺创作，推出更多符合时代要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精品力作，从而在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基础上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更为鲜活的精神力量。

第三，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74）。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相结合，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是要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坚持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75），努力实现“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76）基本目标。二是要加大生态保护力度，既要努力“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77），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综合治理，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同时也要“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78）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79），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4页。

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6页。

③《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页。

⑤张士海、姚功武：《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生成逻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3年第2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页。

⑦肖鹏、张春美：《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逻辑及其和平主义性质》，《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⑧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页。

⑩张士海、姚功武：《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生成逻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3年第2期。

⑾《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第1版。

⑿董彪：《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根基》，《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⒀董彪：《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根基》，《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34页。

⒂《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第1版。

⒃张占斌、熊杰：《从大历史视野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动》，《东南学术》2023年第2期。

⒄王韶兴：《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⒅《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⒆《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9页。

⒇《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45页。

（21）《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30页。

（2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页。

（23）《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24）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页。

（26）《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5页。

（28）《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85页。

（29）《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0页。

（30）《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2页。

（31）《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8页。

（32）徐俊忠：《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几个问题再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

（3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34）《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5页。

（35）《胡锦涛文选》第2卷，第620页。

（3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98页。

（3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44页。

（38）郭晗、任保平：《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意义》，《国家治理》2021年第37期。

（39）《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页。

（4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4页。

（41）《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255页。

（42）《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43）卢黎歌、郭玉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转型、演进逻辑、经验启示》，《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4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59页。

（4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

（4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79页。

（4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页。

（48）《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

（49）《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228页。

（50）《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 中国人民生活一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6日，第2版。

（5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9页。

（52）《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5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8-9页。

（54）《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55）张博：《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5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04页。

（5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29页。

（58）王先俊、苗笛：《习近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阐释》，《学术界》2022年第11期。

（5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7页。

（60）《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22页。

（6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34页。

（62）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求是》2023年第16期。

（63）仰义方、武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演进逻辑、鲜明特征与实践路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6期。

（64）《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65）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求是》2023年第16期。

（66）《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39页。

（67）《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38页。

（6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2页。

（69）《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31页。

（70）《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7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72）《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35页。

（73）《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36页。

（74）《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75）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求是》2023年第16期。

（76）《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第1版。

（7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0页。

（78）《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42页。

（7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0页。